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路径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玉平(1957-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石家庄 050024)。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步开启的。历经李大钊等人对唯物史观的初步领悟,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界说,只有到毛泽东哲学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维路径创新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一般和个别的分析,真正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沟通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中国人的话语系统,形成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核心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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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步开启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而主要思想则是唯物史观的有关内容。所以,中国人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首先知晓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是源于马克思的文本、或别人介绍的马克思的哲学学说。

       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所以首先为先进的中国人所选择,是基于解决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历史主题的需要。在涌入中国的众多西方学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突出的实践性特征,使它能够成为中国人拯救民族危亡的理论武器,它不仅是当时中国人所寻找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而且指明了中国社会的道路和方向,最符合中国人的理论需求。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却又是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指向历史发展未来的现代哲学,并在东方俄国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中国人所认可的能够融合中西哲学的媒介。李大钊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只有“第三种文明”,“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②毛泽东也曾指出过,中国共产党人是以俄为师、是为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突出的实践性特征深深吸引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所以李大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哲学唯物史观的大旗。陈独秀也是被唯物史观的实践功能所吸引而选择之,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及其精神归结为“实际研究的精神”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③。毛泽东更进一步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首先是其唯物史观。尽管还不是自觉意义上的哲学选择,但鉴于当时由中国社会的实践需求所决定的理论指向——寻找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实践哲学固有的理论本性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之间的相契合,鉴于当时所接触到的资料条件——比如李大钊仅看到了日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思想的介绍,还有中国知识分子已有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以及理论准备不足的制约等等因素的作用,在客观上也促成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理论选择,将着眼点放在其唯物史观上。

       一般而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毛泽东哲学中才得以实现的。

       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毛泽东哲学创新的决定性因素

       黑格尔认为:“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其特殊性就在于,哲学思维是“反思”,而非直接性的认识。若这样来理解哲学,那么,“对于思想方式的更进一步认识,乃是正确地把握哲学事实的第一条件”④。黑格尔确实道出了哲学发展之关键。确如黑格尔所说,哲学作为一种“反思”的学问,如何反思,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反思,便决定了哲学理论的性质及其发展道路。

       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也就是对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反思。“反思”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关系,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理性活动和人的生存活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即哲学思维以何者为立足点便决定了不同思维方式的分野:若从理论出发,以理论、原则、理性为立足点来说明人的存在,即为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若从实践出发,即以人生存的生活世界、以人的现实的活动为立足点来说明理论的根据、性质等等,则为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扬弃了以往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实践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他以实践对理论的根源性、决定性作用为前提,科学地解决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变革,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哲学的超越。

       从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至毛泽东哲学形成这一过程的理论发展状况,则可发现,由于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对其传播、理解、体悟及创造,其理论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两次理论范式的变化,构成了三个互有区别的阶段。

       1.理论选择——对唯物史观的初步领悟

       中国近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围绕着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有分析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批判地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正确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造,这就要求人们具有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为深邃的哲学思维。

       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和中国近代哲学的思维倾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具有突出实践性特征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同和接受,并初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践哲学的真精神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他们不完全是从学理上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将理解和接受的着重点放在其革命的批判的理论本质和“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上,所以又难以避免诸多理论上的局限性。这便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初都是在一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为它最初就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而引进和接受的。既然马克思的哲学唯物史观最初并未作为哲学来被认识,其哲学思维的特质便被遮蔽了,对此,人们就难以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的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而只是将它当成一种极具实用价值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第一种存在形态,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选择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中诸如“经济的决定作用”、“阶级斗争”等理论观点,才在某种程度上触摸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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