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27—09 马克思主义“三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三化”是科学理论诞生的重要途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三化”的结晶。探讨马克思主义“三化”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关系，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马克思主义“三化”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作粗浅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初步“三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1471]中国先进分子经过不断求索和鉴别，终于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从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初步探索，从而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 (一)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起步中形成毛泽东思想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显著特点是它的实践性。中国先进分子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目的不是单纯探求学理，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而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代判断，中共一成立，就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党的一大明确宣布：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但是，此时的中国革命，已经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从国际条件看，它发生在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已经向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转化；从国内条件看，它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中国革命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那么，这场革命的性质是什么?革命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正是在初步回答这一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在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中，党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观点。 党的一大虽然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但并没有解决中国当前革命的性质问题。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根据参会代表带回的会议精神，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首先，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2][77-78]这就改变了党的一大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次，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1925年1月，党的“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同盟军的问题。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2][274]同时，大会认为，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成分，他们受压迫最深，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2][292]此时，尽管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已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在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初期，毛泽东即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魄力。1925年12月至1927年3月，他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文章，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是提出了农民是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的思想。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3][37]。二是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参加革命和怀疑革命的矛盾态度，因而在革命中是“动摇不定的”，他们将发生分化，“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4][9]。 可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毛泽东思想就是为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而诞生的。 (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中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从探索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起步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从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开始的。 党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并不顺利。大革命时期，曾出现过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认为，中国既然需要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就必须以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基础。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它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革命的“轨道”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5][259]这场革命的结局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至于“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6][263]。“二次革命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错误的理论根源。“二次革命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教条主义，它简单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论述，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在如何对待苏俄经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问题上再度发生严重分歧，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为代表的中央坚持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忽视中国国情特点，强调照搬照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并取得了两大重要思想成果： 一是突破苏俄模式，提出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思想。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遇挫折时，毛泽东审时度势，放弃进攻中心城市长沙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8年10月和11月，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是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造成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给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二是大革命的影响还留在广大工农群众之中；三是有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四是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五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4][49-50]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4][97-98]单纯的流动性游击政策不能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必须坚持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大力发展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