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3-0022-04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周恩来也是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周恩来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以说，周恩来早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在斗争中捍卫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 自从中学时期阅读进步刊物《新青年》，周恩来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在1917年9月～1919年4月留学日本，和1920年底～1924年秋留学欧洲期间，周恩来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地调研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核心理论，并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周恩来这个学习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自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 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周恩来自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主动进行宣传，力图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用科学的理论武装更多的人，共同改造中国社会。周恩来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持成立觉悟社，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研究世界新思潮，进一步唤醒民众。1920年1月～7月，周恩来因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被当局逮捕关押。在狱中，周恩来坚持带领狱友开展学习活动，研究社会问题。在他编撰的《检厅日录》中记载，周恩来曾多次给狱中战友讲授马克思的学说，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马克思传记等[1]552-561。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周恩来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积极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1924年2月，《少年》改组为《赤光》，周恩来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文章达30多篇。 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周恩来完成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根本标志，不仅在于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在于他能熟练地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观察与分析问题，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在“五四”前后，胡适以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周恩来对胡适的改良主义表示坚决反对。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表批判文章，批驳社会改良思潮，坚持社会革命思想，指出胡适的点滴改良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不仅不能促进革命的发展，还会阻碍革命的发展[2]。1922年5月，胡适发文鼓吹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好人政府”，针对胡适的说法，周恩来在《少年》第6期上发表《评胡适的“努力”》，指出胡适的主张是妄图“在破漏将倾的房子上添补丁，添那不可能的补丁，这不但徒劳无功，且更阻止革命的发展”。而“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3]484。1920年-1921年，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国内大力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周恩来在考察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先后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论工人运动》等文章，以及大量旅欧专栏通讯，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有56篇，约35万字。这些文章深刻批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点，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4]71。面对当时国内无政府主义者和旅欧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共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周恩来发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失败了么》等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揭露批判。周恩来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时我国革命实际，对于澄清人民思想认识、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中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科学把握国情和时代特征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前提和现实依据。周恩来在早年的革命实践活动中，非常注重对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国国情的研究，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上，有过深入研究和深刻阐述。 周恩来在《中国底政治现状》等文中指出，当时“中国底政治现状，是处在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底共同宰割局面之下，一时是不会变更的”[5]70。他还从经济上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明确指出“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英都无望，何况实业不振、经济权握在外人手中、工人无知的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3]460-461。在革命主体与依靠力量问题上，周恩来认为“新旧军阀既都不足恃，所可恃者以救中国的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3]528。在《革命救国论》中，他进一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敌友我三方面力量，这是较早一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新老军阀是我们的敌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华侨是革命的势力，工人阶级则是革命“最可靠的主力”[3]534-537。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周恩来指出，共产党是“劳动运动的先驱，革命运动的先导”[3]482。在中国社会道路选择问题上，周恩来对俄国十月革命做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并呼吁鼓励中国人民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分析中国命运的指南和工具，得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正确结论，这是周恩来对中国如何救国图强的一次总回答，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具体问题的一次优秀范例。 周恩来还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1928年4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因为农民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与俄国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权问题”，“国际仿佛以为乡村与城市要配合好一点”，但在中国形势下，“很适合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导乡村的等待，这是不好的”[6]165-166。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表明了周恩来的“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已基本形成。1930年8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着重讲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性，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统一了党的指导思想，此后即更加坚定地引领全党全军，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