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答才(1955-),陕西师范大学人文基础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的这一贡献主要表现在:最早在特殊境遇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早和最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比较早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为在中国革命中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长期探索和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事业,积极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多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1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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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越,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都作出了各具特色的贡献。鉴于学术界对陈、李、毛、刘、张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研究相对全面和深入,而对周同一方面贡献的探讨还鲜见,本文试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最早在特殊境遇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第一次“相结合”带有探索性、示范性和启示性,正是有了第一次“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和示范性、启示性,才有后面的第二次“相结合”。而第一次“相结合”的前提是首先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是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比李大钊小9岁的周恩来也是在五四运动的洪流中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人,而且是在特殊的境遇中。

       五四运动之前,周恩来在日本通过阅读著名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1919年1月,河上肇创办了《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从第一期起,连载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文中说:“总之,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和社会民主主义是涉及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这三大原理是根本贯穿着一条金线,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学说。”①这个刊物一出版,周恩来立刻成为热心读者。据一个和他同寄住在东京神田区三畸町的留日学生回忆:周恩来“每次外出散步,他从来不在马路上溜达,而是走得很快,去书店里翻书阅读。”他归国的时候,箱子里还带着河上肇的书。②这表明,周恩来在日本虽是初步地但也是相对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国内,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席卷神州大地。1919年5月中旬,他从东北到天津,立即投身到天津的爱国运动中,倡议成立天津学生社团“觉悟社”,并亲自起草《觉悟的宣言》,提出了“革心”、“革新”的宗旨和“自觉”、“自决”的要求,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9月8日,周恩来注册入南开学校大学部,不久,大学部更名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成为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南开大学开学后,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学生运动再次高涨。1920年1月29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冲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捕。军警随即冲入手无寸铁的学生队伍中,用枪托刺刀横击直刺,重伤学生50余人,造成天津“一·二九”血案。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遭受反动当局逮捕。4月7日,警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拘留条件有所改善。除两名女代表外,男生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诸三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又通过决议每周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于是,一种特殊境况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活动开始了。周恩来于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分五次作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据周恩来当时编写的《检厅日录》记载)。

       5月28日:“晚间全体会议,主席尚墨卿。先开讲演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晚上全体会议,演讲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6月2日:“晚上聚会,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6月4日:“晚间聚会,时子周主席。先开讲演会,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这里的“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

       6月7日:“晚上会议,夏琴西主席。先开讲演会,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的马氏学说已经讲完了。”③

       这些文献表明,在当时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能作如此系统演讲的人是不多的,尽管李大钊在上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系统的宣传,但毕竟是在公开刊物《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他又有北大教授和图书馆主任这个头衔和公开身份,介绍新学说新思想是其本分和职责所然。而周恩来继李大钊之后整整一年,不是在公开的讲坛上、期刊上,而是身处监狱的特殊境况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更加难能可贵。不仅为他“思想颤动于狱中”,初步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次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④显然,周恩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都做出了独特贡献。

       二、较早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对于一个坚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仅要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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