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以人类思想史为背景去勾画毛泽东思想的肖像，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学术界都是一个重要课题。大多数国外学者都一致认同的是，分析、评价毛泽东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和理论水平，除了要考察他在革命和建设年代的政治实践外，同时需要研究其理论的渊源，考察他的思想认识水平与其理论来源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继承与创新。国外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中展开了这一研究，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两次大的学术论战，重点考察了毛泽东及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近代西方思潮的关系。分析和研究其中几位主要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和判断，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针对性，尤其是在古今中西思想文化多元交融的当下，毛泽东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个案。 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 从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来看，毛泽东和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看待这个差异，国内是有定论的，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也就是说，我们更倾向于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与经典作家的差异。然而，在“国外毛泽东学”研究领域的两次学术论战中，国外学者却走上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要么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毫无创新可言；要么如史华慈、韦克曼、柯文等人，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传统的“异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和预设。 例如，在第一次论战中，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保守派”攻击以史华慈为首的“自由派”，提出所谓的“毛主义”只是一种“传说”，是根本不成立的。毛泽东的战略实际上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的指示下制定与实施的，并无任何独创性，根本不能称之为有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另一种“主义”。首先，毛泽东关于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的思想和工农苏维埃的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列主义，并非独创，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相信，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都能够成为一支具有决定性的十分重要的力量。而且“他们相信，农民在西方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和在像沙皇俄国那样过渡中的中亚细亚国家的反对君主专制(东方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革命作用”①，毛泽东也从没强调过自己理论上的独创性。面对质疑，史华慈则始终强调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阶级基础理论上存在着明显不同，他把“毛主义”只是称作一个“战略”，认为它只存在于实践层面，并没有在理论上公开宣扬。虽然“毛主义”的战略在实践中符合中国的革命形势需要，并已有成效地取得了革命胜利，但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在毛泽东与马克思的联系中，还剩下什么了呢”，“显然，剩下了许多名词……如果还有任何实质性而不是口头上的联系，那就是马克思认为历史是善与恶两大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伦理斗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保留下来了，但是内容却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②可以看出，史华慈的研究拓展了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有启发性，他的研究思路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预设出发来定位、分析、评价毛泽东思想。另外两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莫里斯·迈斯纳也持此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是对恒久不变的神圣箴言与原则的所谓背离”③。这就必然使其他学者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不是一成不变的”、“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全面理解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在第二次论战中，“左派”的代言人理查德·弗里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传统中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一文，指出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如果想要对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革命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并且超越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占优势的认识”④。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非常丰富灵活的，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应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籍的只言片语出发就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一种异端，事实上，“毛主义”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革命的政治战略是为了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 在这两次论战中，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实质上都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加以定性和评价是不容易的。国外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时，往往对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进行教条主义的解读，试图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适用一切社会情况的普遍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严重扭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需要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述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⑤任何脱离历史唯物主义、脱离具体的社会客观实际的做法，都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后来的很多国外学者都纷纷夸大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进而认定毛泽东思想为“异端”，在解释毛泽东某些错误实践活动时，把原因简单归结于思想领域。 也有少数西方学者认为，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教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诺曼·莱文在他的《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中指出，“要判断毛泽东是否继承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必须以他是否遵守行动的辩证法为根据”。毛泽东与马克思的关系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在首先由马克思阐明的社会探究的辩证方法的运用方面；第二，在毛泽东是否与一种主要的革命策略范式相一致方面；第三，在毛泽东是否与某种行动的辩证范式(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客观与意识问题的关系)相一致方面。⑥戴维、麦克莱伦、沃马克等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审视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正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内核，因此能够实现实践和理论的统一，能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中的运用问题。正如美国学者格雷认为的那样，毛泽东也有许多地方与马克思的结论不一样，但这并非体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发行为，而是体现了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在严格的范围内根据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而得出的结论，如果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来解释，这些不一致正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们的分析是透彻的，但还是没有很好地处理毛泽东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问题，把毛泽东领导的实践的成败归因于思想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总结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化。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加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