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05-0065-05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从缓和中美关系入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实施“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改变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使中国获得了超出自己实力的国际地位，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由此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一、调整对外战略的宏观思考与中美关系解冻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从而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威胁。此外，日本、西欧经济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渐兴起，中国的潜力开始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摆脱当时所面临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渐严峻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历史契机。 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国家的安全。此时此刻，除了中国外交陷入困境需要打开局面这样的严重问题之外，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因素促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认真思考全面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问题。 首先是苏联威胁的增强使其成为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头号敌人。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国家关系恶化，而且苏联不断扩充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及其全球性进攻战略态势，对中国形成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了富于侵略性的“有限主权论”。1969年，苏联又在中苏边境制造了珍宝岛事件等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引起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听取珍宝岛地区战况时说：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我们是后发制人。3月21日，周恩来召集黄永胜等军队领导人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中方江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就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一事，召集姬鹏飞等外交部官员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1](p.286)3月22日，毛泽东提出在处理珍宝岛事件问题上，要“坚决反击，准备谈判”。①同年4月28日，他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打仗”，并且强调“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②在这之后，中国的战备工作一度进入临战状态。由于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这就促使中国领导人考虑怎样调整政策，才能集中主要力量，以对付主要之敌的问题。 其次是美国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两霸”中争取“一霸”。当时美国的情况日益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和干涉达到了顶点，美国的能力也达到了极限，其到处伸手的全球战略已难以为继，因此，收缩过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为美国统治阶层的共识。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减少了从西南方向对中国的威胁，由此成为中国领导人全盘考虑调整对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这时，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审时度势，及时提出：“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2](p.448)而美国要实现这一点，同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主要国家中国打交道已是势在必行。用尼克松的话说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2](p.384)值得注意的是，尼克松在准备解决越南战争这一难题时，把北京的位置摆在了莫斯科之前。而且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新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已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牢牢站稳了脚跟，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了。正如尼克松说：“中国的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基辛格也说：“不管我们打算做什么和采取什么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3](p.250)另外，在同苏联的角逐中，美国也认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越来越感到中国是一个可借重的“资本”。尼克松曾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4](p.13)这样，在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上台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某种改善关系的信号，从而使中美接近具有了可能性。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可以改变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为抗衡苏联的威胁而营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值得指出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这一点对美国并无例外，过去主要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两国之间20余年的隔绝与对抗。当时毛泽东看出美国方面有进行战略收缩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迹象，因此也希望与美国缓和关系，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其中包括解决像台湾和越南战争这样的敏感问题。此外，与西方的领头国家——美国改善关系，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扫除障碍，以此带动一片，改善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摆脱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被动局面。因此，这是当时中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