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多人①，占全国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更为严重的是，由此开始，国家经济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改善。研究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从中总结沉痛的历史教训，对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确有史鉴作用。 一、对《毛泽东传(1949—1976)》关于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原因的观点提出商榷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策发动反右派运动的？ 从毛泽东、中共中央于1957年5月14日、15日、16日连续发出的三个文件中，我们能够找到答案。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1]691这里，中共中央将“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并提，足见其已将“右倾分子”视为敌我矛盾。所谓“目前不要反驳”正说明了日后要严厉反击。所谓“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纠正”“党报删节右倾分子、反共分子言论”的现象正说明了“阳谋”②策略已经制定。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分析党内思想状况时，毛泽东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他提醒全党：“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2]423 在分析社会上的状况时，毛泽东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他还认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甚至还觉得，“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2]424-425在对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以上分析之后，毛泽东非常明确提出：“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2]428对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毛泽东传(1949—1976)》评价说：“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1]691薄一波也评价为“发出了反右派的信号”[3]589。可见，该文的内容和写作目的都非常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已决定要发动反右派运动。 5月16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一指示发放的范围是“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这一指示，对如何对待右翼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4]478在此，毛泽东已经十分明确地将反击的时间定在几个星期后，而在几个星期内，则要继续实施“阳谋”策略③。 综合上述三个文献的内容，我们可以断定：此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发动反右派运动。 然而，这一决策距离全党开始整风的5月1日只不过15天，毛泽东的思想为什么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对此，《毛泽东传(1949—1976)》写道： “毛泽东原来估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治国业绩，中国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他真诚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希望通过社会上和报刊上的公开批评，在党内外形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党的各级领导正视错误，改正缺点。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座谈会召开以后，他曾经听取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并要《人民日报》把这些意见公开发表出来。他相信，这种做法一旦形成为制度，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发现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1]690至此不难看到，“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局面”使毛泽东“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按照文章的逻辑，既然“局面”的出现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依据，那么，将这一“局面”的情况详尽地记述下来，应是该书必写的内容。然而，细读该书有关这段内容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 该书用了近4页篇幅(第686—689页)记述了5月8日至5月1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6次座谈会的内容；用一个自然段(第689页)记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6日和7日召开的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但从书中所提供的座谈会的内容，无论是从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多属于正常的范围④，它不应该是促使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那种“局面”。对于半个月的整风鸣放情况，《毛泽东传(1949—1976)》作者也作了如下的评价：“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1]689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的“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也还够不上是引起毛泽东思想发生“震惊”以致“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的那种“局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局面”促使毛泽东转变思想的呢？于是，该书接着写道：“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1]690看来，这段话是该书作者所要讲的能够促使毛泽东思想发生转变的那个“局面”了。然而，笔者认为，作为一部巨著(全书长达1796页130万字)仅用“强烈的印象”这么一个自然段，就将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原因交代过去，内容显得非常薄弱。此外，“强烈的印象”这一自然段，作者使用的大多是归纳出来的结论性的文字。按理说，这些结论性的文字还需大量的史实资料来支撑。由此，笔者认为，与其用结论性的文字来说明促使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那个“局面”，倒不如写上几段甚至几页发生于5月15日之前的能够反映引起毛泽东思想发生“震惊”以致“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的那个“局面”的史实资料。因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这样写，读者才能清楚地把握住促使毛泽东思想发生转变的那个“局面”的具体内容，从而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所以，对于该书关于毛泽东思想转变原因的写法，笔者深表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