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同时也日益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魄力和心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谓任重道远。为了对外加强文化软实力、对内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①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推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养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等。这些着力于体制改革、文化产业、传播技术等方面的思路与举措，基本上围绕着规模、资本、市场、效益而展开，却往往忽略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的核心——文化领导权。 回顾历史，西方近代社会先后经历了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以及文化革命，而只有经历文化革命并夺得文化领导权，资产阶级才从真正意义上完全登上历史舞台。②与此相似，新中国的诞生既归因于军事与政治的胜利，更得力于文化领导权的有效确立，毛泽东就说过他要用文房四宝推翻蒋家王朝。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对文化领导权给予高度重视，有时或许是过度重视，今天看来一些不无过激的运动也与此有关。当然，这些年来由于邓小平批评的“一手硬，一手软”倾向，我们的文化领导权不断受到削弱，遭遇挑战，北京大学政治学者强世功教授就曾尖锐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世界势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在倒脏水的时候不小心连孩子也倒了出去，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陷入了庸俗的市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努力奠基的人民民主、社会平等这些政治正当性原则由于缺乏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支撑，在口是心非的政治实用主义中丧失了生命力；而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也在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下所剩无几。我们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也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既不知政治为何物，也不知“公共意志”意味着什么，而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③ 文化领导权的削弱，势必导致智识、道德、价值观、信仰等精神领域的真空状态。在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领导权，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领导权，以什么样的思路加强文化领导权，已经关涉民族兴衰和社会发展。基于此，本文将以毛泽东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比较为切入口，探究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命题，反思中国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没有详细资料显示毛泽东阅读过葛兰西的著作，国内学者对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专题研究，目前尚不多见，④而且鲜有将葛兰西和毛泽东联系起来的思考。我们之所以将葛兰西和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是基于以下现实因由和理论考虑。 其一，葛兰西与毛泽东都对文化领导权格外关注。“文化领导权”(hegemony)概念由葛兰西提出，并予以系统阐述。他对文化领导权的实质(通过精神和道德的领导获取民众的自愿接受和“同意”)、文化领导权的地位与作用(确立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获取文化领导权的要素及其机构(有机知识分子充当统治者/领导者和被统治者/被领导者之间的中介，通过协商和获取“同意”对市民社会形成影响，逐渐占领文化领导阵地或者瓦解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阵地)等诸方面均有深入详尽的阐述，并且深刻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当今世界的思想文化潮流。毛泽东虽未像葛兰西那样撰写系统的理论著作，但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和思考不仅与葛兰西一脉相承，而且同样独到深刻，并直接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毛泽东的建国和治国思想始终贯注着文化领导权意识，藉以确立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中国道路的“合法性”。⑤ 其二，虽然葛兰西首次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定义及内涵，并建构了相关的思想理论，以至于国内外学界都不由自主地将葛兰西的理论当成某种经典的范式。但我们认为，一方面，文化领导权更重要的还在于历史实践，而不在于规范的理论表述，就此而言，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更具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鉴于有的学者在思考当代文化领导权问题时，总是习惯于将葛兰西的思想理论作为绝对的标准或真理，认为中国由于缺乏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政治文化认同不是通过“协商”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和支配，没有明确提出和强调“有机知识分子”作用等，从而否定当代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更使我们觉得有必要在理论上进行辨析与澄清。 其三，就认识与把握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事项而言，我们也希望通过一种“曲径”来“通幽”——即在葛兰西创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框架下，比照葛兰西和毛泽东的不同思想，以图探究以下问题：一是文化领导权是由多种要素和多元结构构成的，而不仅仅是葛兰西阐述的范式；二是文化领导权实现途径依据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而有多种选择；三是毛泽东虽然没有理论专著系统阐述文化领导权理论，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某些方面高于葛兰西；四是葛兰西在狱中撰写的著作由于远离现实环境而显示出某种独立性和超越性，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与之比较，也有利于反思我们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