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16；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2)-03-0034-11 作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的重要课题，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很大进展。学者们从俄罗斯公布的有关档案入手，系统探讨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关系，出版了数种著作。其中，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更是突破了相关领域中“先入为主”、“泾渭分明”式的简单化分析法，对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作出了全新解释。不过，前人在研究中普遍以历史事件为专题或通过考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来呈现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双方的复杂关系，很少完全以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内在关系为依据，单向度总结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识。本文拟立足学界已有成果，通过分析俄罗斯已解密档案和《真理报》等重要报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介或宣传情况，来进一步梳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主要认识轨迹，以相对连贯地勾勒历史脉络，这对于全面评价共产国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有裨益。 一、1919年至1929年：共产国际对崭露头角的毛泽东初获印象 共产国际自成立次年便接受俄共(布)提议，委派维经斯基等人前往中国，从此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结下了革命的不解之缘。不过，由于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为陈独秀，在1927年八七会议以前，他作为更引人瞩目的主角活跃在历史前台，因此在共产国际成立初期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中几乎没有正式介绍到毛泽东。目前已解密资料中最早提及毛泽东名字的应该是青年国际代表达林于1924年3月30日发给维经斯基的信函。信中说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①。这是共产国际代表较早注意到青年毛泽东的文字记录，只是对其思想中的独特之处并无多少认识。 而毛泽东正式进入共产国际视野的时间，研究者普遍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转载为标志。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自1927年3月5日后相继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虽然莫斯科与中国两湖地区相隔千山万水，当时的通讯又不太发达，但在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便分别用俄文、英文转载了这篇报告。及时快速的转载充分表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这篇报告的重视非同一般。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举行时，布哈林在报告中对毛泽东大加赞赏：“一些同志或许读过那篇报告，我们的鼓动家在这篇报告中记述了他的湖南之行。报告写得极为出色”②。感情色彩如此鲜明的褒扬不能不让与会者对毛泽东产生一定印象。毛泽东这篇为湖南农民运动叫好的报告能获得共产国际的垂爱，是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正一改1926年指示中共“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③的错误做法，开始对推进工农运动抱有很大希望。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7年5月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指出：“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④。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毛泽东的名字好几次出现在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中。如1928年1月，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谈到：“在湖南，毛泽东的军队在扩充”，“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来说，军事力量的因素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⑤。1928年5月25日，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说到，“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朱(德)和毛(泽东)到了赣西南”，而这一文件的副本在6月26日被米夫寄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参阅⑥。1929年1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会议第8号记录中有米夫的指示：“请革命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称赞说：“毛泽东和朱德的游击队，虽然反动派一再企图消灭它，但它不仅保存了自己的骨干力量，而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⑧显然，在革命中有很大建树的毛泽东部队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日益重视。毛泽东作为中共革命军队的重要创建者，也逐渐为共产国际所熟知并密切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在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军队方面有共识，而双方在创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方面却存有鸿沟。如1928年2月，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写道：“更有甚者，一部分军队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泽东的队伍，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⑨。这种陈述显然失之偏颇，所谓土匪实际上是破产农民。又如，中共六大前后，毛泽东当时正在发动农村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布哈林在六大上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情况作了极为悲观的估计，认为“不要将红军聚到一个地方，最好将他分成几个部分……不然，便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的女人，坐到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⑩，因此“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11)；而斯大林领衔起草的作为共产国际决议案下达的文件也批评发展根据地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甚至说是“游击主义”，毛泽东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12)。幸好毛泽东坚持从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拒绝了分兵要求，并毫不含糊地指出：“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13)毛泽东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武装斗争的这种执著，为中国革命避免了分兵作战将会带来的不必要损失。这也表明，在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初获印象的阶段就夹杂着某些认识上的差距，不过，欣赏是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识主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