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本体之心

——陈白沙美学思想发凡

作 者:
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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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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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陈白沙是开启明代心学的关键人物,又是名动京师的诗人。他提出“吾心”与“天心”合一的本体论,认为人于静中涵养,使“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就可以“一真一切真”、“一妙一切妙”,通达鸢飞鱼跃之机、天地生生之德,获得造化之美、天道之诗;人之诗不过是“此心”发乎天和、一真自如的表现,诗人养得此心醇细、胸次澄彻,“自然成就得大”;当然,诗的学习,也要讲究轻重疾徐、语脉往来等表现形式。

      关键词 明清美学;陈白沙;诗;本体

      陈白沙是我国明代文化史上极重要的人物,他在哲学与文学上都有极突出的建树。

      在哲学上,他开明代心学之源,是大师的大师。《明史·儒林传》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矢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明儒学案》说:“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矢者亦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指白沙)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要之,元迄明初朱子之学风靡一世,从一个角度说,朱学本有“支离”的毛病,而朱学后人,在支离之外,又加上一条墨守成规,迂执固陋。陈白沙拜吴与弼(讲程朱之学)为师,“未知入处”,于是舍繁求约,“不但求之书,而求之吾心”,以虚静涵养、呈露“此心之体”为旨归,“自立门户”[1],客观上对支离固陋的学风起了摧毁的作用,并通过其门人湛若水给王守仁以巨大影响[2],促成了明代学术的转变。

      陈白沙把自己的学风带到文学上,形成了一种“率吾性情,发乎天和”[3],重兴会、灵感的创作风格。《四库总目提要》说:“公甫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出法与体与题之外者,可谓兼尽其短长。盖以高明绝异之姿,而又加以静悟之力,如宗门老衲,空诸障翳,心境虚明,随处圆通,辩才无碍,有时俚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于文章者,亦如其学问而已……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

      由上可知,陈白沙重体悟涵养而不重积功力思,所以他不事著论。他虽被列入“儒林传”,被目为思想家,但他的集子中,绝大部分是诗,此外是“记”、是“序”、是“书”,这些都是任天率意、“偶然有合”[4]所作。他所写的“论”,不过五篇三二千字而已。新会后学黄淳曾说:“先生之学,心学也。先生心学之所流注,在诗文。”[5]就是说,他的思想基本是用文学的形式表现的。重体悟涵养的思想,加上文学的形式,这使陈白沙当然地成为美学家,成为一种代表中国特色的,并且与现代某种哲学—美学精神相通相契的文艺观念的阐发者。

      一、吾此心之体

      一真一切真[6]。一妙一切妙[7]。

      陈白沙是真正的哲学家,他“舍繁求约”,从根本处提出问题。一切的本根是“一”,“一”是什么?“一”就是“吾心”。吾心一真,则生机自出,与物息息相通,天地万物之真机,也就一切流露,人的私欲卑屑也就豁然了断,自然、人文就都朗丽灵妙。

      “人若能见吾此心之体,隐然显露,常若有物,(则)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8]“天道至无心,比其著于两间者,千怪万状,不复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为;圣道至无意,比其形于功业者,神妙莫测,不复有可加,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9]“学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内”,立此“大本”,“自然成就得大”[10]。“此心”统摄“天道”(自然)、“圣道”(人事),是万物由之而来的头绪、因之而生的原委,是一元大本之所在(所舍)!

      那么,“此心”的内涵又如何呢?这需要从反面说。“此心”不是人的血气之心。心之官则思,但“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血气”,这不是人心,而““命之曰禽兽可也”[11]。人心不是在追逐外物与沉溺内欲上所见出的那个心。追逐外物沉溺内欲,心已被牵去,已不复是它本身、它自己。所以,陈白沙要说“吾此心之体”、“人心本来体段”[12]、“元初体段”[13]。不仅贪富贵、行淫欲这些事会把心牵去,“且如功业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业上,此心便不广大,便是有累之心”[14]。就连学者徒诵“六经”,也“犹未免于玩物丧志”[15]!再如“治心”、“作诗”等,也不可“把捉太紧”[16],把捉太紧,也造成执滞一端,执滞一端就是以一端之物而易心,心也被牵去而不复是它自身了。

      “此心”不是一物,包括那些至善至美之物;这样它也就不是一切具体的物(所谓“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则有碍”)。它只是“一”。“一”是什么?“一”是万物生生之“理”、天覆地载之“道”。道:“行道也。道者人之所行,故亦谓之行,引申为道理。”段玉裁的这个文字学解释,最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关于“道”的哲学的精义。它本来是动词“行”的意思,由“行”的动作才有了名词的“道”(这就像鲁迅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有路)。所以“道”的精义是“行”,这个行还不止是人行路的行,它也是“天行健”的行,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行,是“万物荡薄,一气以行”的行,是“兴动神行”的行……总之它就是天地间不息的生机。宋代伊朱之学强调人伦纲常之“行”,是“道”的狭隘化,从陈白沙的观点来看,也是滞留一物。陈白沙讲“道”与“理”,和朱熹等是不同的,它很少把它同政教纲常直接联系,而是返归“道”、“理”的本来意义。“道无往而不在,仁无时而或息”[17],“此理……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18],“天地间一气而已,诎信相感,其变无穷”[19],宇宙充满了生命,“道”就是一切生命的“行”。就是说,“道”、“理”不是纲常教条,不是客观唯心的原理原则,而是万物蕃育的生机,是生力运行的必然而自然。此心是“一”,就是这样的“一”。通过这个“一”,“吾心”与“道”、“理”打通了。所以才说“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21],才说“此心一到,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随”[22],才说“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以运行,万物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月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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