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文化”概念的历史，应当追述到席勒在1793-95期间撰写的《美育书简》[1]。在这部著作中，席勒首次提出了“审美文化”概念。产生这一概念的历史背景，是现代性启蒙运动在欧洲的深入发展。启蒙运动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以新兴学科独立为标志的现代文化的分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在欲望原则和理性原则的双重压抑下的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文化的分化使审美文化的确立成为可能，而现代人性的分裂和创伤又需要审美文化成为一种统一的机制和医疗手段。席勒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下提出“审美文化”概念的。 文化分化是文化现代性的基本标志之一。美学学科的独立和系统化是现代文化分化的重要事件。从鲍姆加通命名“美学”并且确立美学学科体系，到康德在其哲学系统中明确划分认识、伦理和艺术（知情意），不仅使美学从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独立出来，获得独立性和系统性，而且使艺术摆脱长期以来作为宗教和政治附庸的地位，获得了以自身为根据的自律性。康德给艺术确立的自律原则是，审美的无利害感，形式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如果说学科分化是现代文化的标志，那么，艺术自律性的实现，则是现代文化非宗教化，即世俗化的标志。文化的分化无疑适应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知识和财富的无限积累）的需要。但是，文化的分化是以人的感性与理性统一体的分裂为基础的。因此，在文化的分化中包含了现代文化对人性统一体的创伤。这种创伤表现在两个方面：由于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现代人一方面重新成为失去理性统一法则，完成听任于感性欲望冲动的原始人，另一方面又成为被剥夺了感性需要的完全受控于理性原则的野蛮人。 席勒的思想，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继承了康德的艺术自律原则。但与康德强调知情意三分不同，席勒坚持这三者的统一。他认为，理想的人（完整的人）是知情意完美结合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包含着三种协调的基本冲动，即以自然原则为基础的感性冲动，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形式冲动和以审美原则为基础的游戏冲动。这三种冲动，形成三种文化状态：自然状态、道德状态、审美状态。席勒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承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在道德状态中人的自然（本性）被理性法则支配。这两种状态都是人性受强制。审美状态是自然状态和道德状态的结合，一方面它消除了自然的偶然性，另一方面它消除了道德的强制性。在审美状态中，人达到感性和理性、形式与自由的统一。因此，只有通过审美状态，人才有可能成为完整自由的人，同时，也只有完整自由的人，才能真正进入审美状态。 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席勒提出了“审美文化”概念。根据席勒，审美文化是与道德文化、政治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这三种文化分别以审美状态、道德状态和政治状态为基础。席勒认为，现代社会发展使人性分裂和伤残，文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纯自然状态生活中也服从于形式，即使远离美的王国的时候也成为审美的。而这正是审美文化的职能。因为审美文化使一切事物服从美的法则，在其中，自然和理性的法则都不能约束人的选择，并且审美文化把给与外在事物的形式赋予内在生命。明确讲，在审美文化中，人以美的形象（活的形象）为感受对象，并且以自由想象的关系与之游戏，因此，人一方面摆脱了对自然物的实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摆脱了道德或政治原则的强制性，进入想象力对形式的自由游戏。所以，席勒一方面把审美文化作为实现人类理想文化的基本途径，同时又把审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在《书简》最后一封信（第27封信）中，席勒直接提出了“审美王国”的理想，这是“审美文化”观念的扩展，实际上是试图用审美文化统治、同化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 席勒坚持的核心是现代文化启蒙的社会理想：人性的完整和自由。但是，他所奉行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使他的理想找不到现实的基础。审美文化能否最后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席勒也没有把握。在《书简》结尾，他自问：但是美的国家是否如其显现的一样真正存在呢？他的回答是，作为一种需要，它存在于每个优美的心灵中；作为一种成就，它只存在于少数精英的圈子中。可以说，席勒的审美文化是理想的精英文化，他把这种精英文化作为对社会大众作自由启蒙的基本途径。 在席勒之后，18世纪中期，英国文化学派的中坚人物，马修·阿尔诺德发展了这种文化的精英主义立场。他在于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一书中，明确主张，随着现代机械文明的发展，技术的提高和物质的丰裕，带来的是社会文化的堕落和无政府状态。边沁主义的享乐原则支配了文化观念，结果是“工人阶级也开始获得和使用随心所欲的英国式人权”。与席勒一样，他认为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完善人性。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文明完全是机械化的，外在化的，把人带向无止境的更多的欲求之中，因此，文化完善人性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就更加重要。阿尔诺德直接把文化定义为“文化就是通过学习迄今为止人们所想到的和所说出的、最美好的东西而实现自身的完善的活动”。在这个定义下，他给文化做出了这些规定：愉悦的、明丽的、非功利的，以完善为目标，对于人的心灵是内在的，并且具有普遍的社会性。他特别强调文学的文化价值。因为文学比其他文化形式更具有心灵性和精神性[2]。阿尔诺德也与席勒一样，认为这种理想文化的实现，只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使命。他认为，这些文化精英是尚未被机械文明毒化的剩余者。他们不是以特定的阶级精神，而是以普遍的人类精神为文化的基本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