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审美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热潮中的重大焦点。“审美文化”一词，几乎已经成了描述文化总体特性的基本范畴。但是，讨论的“热烈”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澄明。鉴于审美文化研究的现状，很有必要对“审美文化”的概念本身作一番透彻的梳理、辨析与澄明。为此，本刊郑重约请几位在该研究领域有相当造诣且其观点在该领域又具代表性的学者，就此畅抒己见。这种从不同视角、不同观点出发的考察、探讨和争鸣，对讨论的深入和研究的突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什么是“审美文化”？它的涵义不是审美加文化之和。因为就广义而言，审美本身也是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审美加文化仍然是文化，那么审美一词便成了累赘。审美与文化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相互制约着，实际上是审美的文化，审美规定着文化的性质，文化限制着审美的对象范围。也就是说，审美文化概念告诉我们，审美的对象限制在文化的范围内，不是自然物，也不是社会的物质基础部分，而是观念形态部分，同时也不是所有观念形态都是审美文化，而是具有审美性质的那一部分观念形态。所谓审美性质就是超功利性和愉悦性。所以审美文化就是具有超功利性和愉悦性的文化。 “审美文化”这一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中国学者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后提出来的，并以此来阐释新时期所出现的文化、艺术、审美现象。所以，“审美文化”概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出现的文化现象。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审美文化的研究，便出现以下三个最为迫切的问题：第一，西方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下提出这一概念的；其次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一些人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使用这一概念，其具体内容和意义是什么；第三，我们的“审美文化”是否与西方的“审美文化”等同，也就是说，它有没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特定的历史内容。 人类创造文化源于自身生存和群体功利目的的需要。所谓的“文化”，包括艺术审美在内，同物质生产活动、宗教祭祀活动、政治组织活动以及战争、庆典、欢宴等等活动直接联系在一起，是服务于这些活动的。也就是说，原始文化和人类整个群体活动浑融一体，不仅没有哲学、科学、艺术之分界，并且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也是直接同一的，文化所展示的是一种感性世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历史的发展，文化才逐渐繁富起来并遂之分化出多种门类。特别是当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了分工，文化创造与物质生产也有了明显的界限，从而也逐渐有了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的区别与对立。到了近代，尤其在西方，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文化也进一步分化出更多的门类，特别是艺术与审美，同科学、政治、道德以及整个社会功利活动有了明显的划界。这一事实，一方面表现了由于社会分工愈来愈细，人类的认识愈来愈深入，有利于文化各个门类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各个门类之间的“鸿沟”也愈来愈扩大。并且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实现和进入后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更使人类失去生动的感性和有机整体而被进一步异化。因此在西方产生了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某些远见卓识的哲学家，站出来大反工具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要求恢复本源性的思维，消解心与物、本质与现象、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状态，找回人类失去的感性与整体。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的某些哲学家才发现中国文化重视感性、重视整体，追求天人合一，原来是它的一大优点，可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西方这一文化思潮理所当然地要影响到艺术审美领域，甚至可以说在艺术审美领域反映更为强烈。这股文化思潮针对康德以来美学上的理性主义和艺术上的自洽主义而提出审美文化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理性主义把本来融为一体的有机世界划分为真善美鼎足而三、各不相关的独立领域；自洽主义使本来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艺术却远离生活而独居于象牙塔之中，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感性世界变得支离破碎。也就是说，科学理性主义使文化发展成为畸型，成为人类自我异化的工具，因此要扭转人类文化发展的这一趋向，要使感性的自由的艺术审美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重新把人类文化整合为一有机整体，使已被分割的真善美各自独立的小天地重新融为一体；使艺术审美活动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重新结合在一起，反对把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二元对立的传统哲学和美学。 西方审美文化倡导者这样提出问题完全符合他们的社会历史实际和文化发展趋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我们很有启发、借鉴作用。但是把西方审美的具体内容和批判锋芒照搬过来，以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是否可能、是否对症下药？有一部分学者的实际行动作了肯定回答。他们大反中国传统美学上的理性主义，提出不要追问什么本质，不必谈艺术教育，艺术只是为了满足人的感官欲望而创造，它只有一个作用——情欲宣泄。宣泄论者认为，传统美学标举审美超社会功利目的、超个体官能欲望，才使艺术脱离生活，脱离大众而钻进象牙塔中，因此艺术家要走出象牙塔。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所存在的问题和西方是一样的，只要把用洋文写成的药方转译成汉字，便可以药到病除。其实，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直至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运动，无数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由于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水平的极大差距，即使在西方是很有价值的理论、甚至技术，移植到中国来常常失灵，因此，西方的某种思想观念乃至于科学技术，“拿来”之后能否站得住脚，能否仍可以产生它的价值意义，这是十分复杂而又必须首先考虑（研究）的问题。照搬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口号，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还会起一种误导作用。如：艺术要走出象牙塔，与群众生活结合在一起。这个口号中国从20年代起就高喊，至今已有70年了，比6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要早40年。中国的先贤们提出这一口号，企望艺术家们深入社会生活，反映民族解放战争和阶级斗争，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不要抱着贵族老爷态度，只追求供少数人享受的高雅艺术，更要创造大众可以接受的通俗艺术。但这一艺术天地仍然是狭窄的：过去通俗艺术被瞧不起，现在是高雅艺术成为被摒弃的东西，艺术只有“大路货”而无“精品”，更有甚者是把艺术等同于宣传。至于其划归的社会生活，“圈子”也是很小的，只能是政治生活、物质生活和工农兵生活。政治之外的广大社会领域，工农兵之外的各种人群，物质之上的精神生活，都被排除在“生活”之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象牙塔”早已被推倒了，并和“书斋”一样变成了贬义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理论刚刚受到冲击，人们正在作历史反省，现代的“象牙塔”尚未得到恢复与重造，高喊走出象牙塔，岂不是无的放矢吗？ 其实，艺术审美活动中的感性与理性、个体性与社会性，永远都是不可割裂的两个侧面。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在理论阐述上对二者有所偏重，但却不能有所偏废。人类不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动物。社会不能没有个体，个体也不能没有社会。中国有句古训，叫做“发乎惰性而止乎礼义”。这句话常被人们所诟病，认为是封建专制主义教条。我认为这话并不错，而且具有普遍意义。个体情感如无礼义的制约而任意宣泄，就可能泛滥成灾，社会秩序也就无法维持。反之，用社会的礼义制度完全禁止个体情感的抒发，不仅个体不能健康发展，最终也必然危及社会。关键在于“发”与“止”掌握在怎样的分寸上才恰到好处。所以即使在封建社会出现用礼教桎梏个体惰性的历史事实，那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局限，而不是这句话说错了。在当前，人的官能欲望大为膨胀以致泛滥成灾的情况下，这句古训更有现实意义。总之，某些文章对艺术审美一味地强调感性而排斥理性，强调个性而反对社会性，只谈审美娱乐和情感宣泄而不谈教育，只追求感官享乐和刺激，而放弃形上追求，决不是该提倡的审美文化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