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重新检讨了巴黎手稿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合理性问题，指出正是由于它浓厚的伦理学色彩，混淆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本质差异，从而经常导致美学研究淹没于伦理学之中。当代美学只有弄清楚它与伦理学的本体区别，才能完成关于它自身存在的理论论证。 关键词 逻辑起点 美的本质 人的本质 本体论 如果我们要找一本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那它无疑地必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亦即俗谓的“巴黎手稿”。尤其是八十年代围绕着它而发生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哲学美学大讨论，更是奠定了它在当代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所要加以考察的是，巴黎手稿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自明性问题。即要重新检讨巴黎手稿中那些一直被当作美学命题来使用的概念、理论方法的真实本质。巴黎手稿的大讨论虽然已经过去，但是，现在对它进行这种前提性的补课式的追问和反思，对于我们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逻辑起点，评价当代美学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也许都不无积极意义。 一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被遗弃与清算，也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解冻与引进，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这部手稿一度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激情。这部著作以它对人性、人的存在的极大关注和精辟论述，再加上“西马”对它所进行的美学、文化学方面的“片面又深刻的”发展，遂使它成为一部最能满足时代需要的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的“圣经”。这里面当然有当时的苏联模式所起的“反面教材”的推动作用，因为所谓的“西马”与它本就是一种对立的矛盾双方。为了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全面“拨乱反正”，迅速地摆脱“苏联模式”的阴影，大家便都来求救于这部具有“新发现”意义的著作。不必讳言的是，巴黎手稿不仅与“苏联模式”迥然不同；而且与我们过去所接触的马列主义也有所不同。 特别应予注意的是，巴黎手稿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人”，而“人”同时也是一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尤其是方法论角度）的共同对象，这个对象虽然对当时的国情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它的范围太宽泛，也太抽象因而它并不适合做哲学之外的其他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也就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从科学的观点看，人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是不能使用的”。[1]应该说，最初的兴奋和新奇稍微平静以后，或者说很多学科在得到一定的精神补给之后，便纷纷回转头去从事更为具体的因而也是属于其本体范围之内的本职工作：而惟独我们的美学研究，以其与哲学之间所固有的亲密的血缘关系（从西方的角度），以及中国所固有的“美善不分”传统的学术导向，遂使我们的美学研究，在不进行任何前提性和自明性考察的思维背景下，就抱定了“虽九死而犹未悔”的信念上路了。 于是，在我们美学研究中经常出现很多困惑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其中最大的困惑莫过于美学自身的对象和范围不清，我们很难把它同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根本上区分开。虽然从手稿角度可以在理论上把美学同人的自由、存在、社会本质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推论出来，或者说从这个逻辑起点来看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旦我们从美学自身存在的角度着眼，就不能不产生深深的疑问。因为这也就等于取消了美作为一种存在、美学作为一种独立科学的可能性。更为令人不满的是，当我们把这种自身存在的根据尚处于晦而不明状态的美学理论应用于实证工作之中时，它身上这种固有的逻辑混乱也就会在其对象世界中更加绽露无遗。例如：关于一种科学形态的美学理论始终无法建立起来，因为它的学科性质、对象、范围等本体论问题始终无法确立；或者说无法形成共识，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大家都自谓只有自己才是出身正统。这种问题并不仅限于纯粹的美学理论，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是如此。比如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由于美学自身的本体不明，人们也同样搞不清中国美学史、中国哲学史、古代文论以及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根本区别，因此这方面的许多著作在基本材料、理论范畴与构架、历史形态与发展规律上，给人带来“大同小异”的感觉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必须返回头来，不是围绕着手稿的细部寻找原因，——这种工作实际上人们一直在做，一个字词的翻译，一句话的解释，一条原理的讨论与争鸣都属于此类。——但却“终日役役不见其功”；而是要面对手稿这部“美学圣经”，去追问和考察它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否合适，以及它在美学本体论的园地里是否具有逻辑上无可质疑的自明性。这样做当然不是要否定它自身的存在价值与理论意义，而只是为了澄清它作为一种“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当代美学研究的真实关系。 二 接下来我们围绕着巴黎手稿要做这样几点还原性的分析，第一，马克思巴黎手稿的中心思想；第二，马克思对人的现实存在的一贯想法和总体思路所属的学科性质；第三，以所谓手稿中的几个主要美学命题进行一些分析，以弄清它们的本质属性；第四，还要检讨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失误之处与其逻辑起点的内在关系。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搞清楚马克思巴黎手稿所讲问题的实质所在。 首先，关于巴黎手稿的中心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这是一个一度为“西马”学者们讨论得极为热烈的问题。它最初也曾一度被抬高为“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有些人甚至试图把手稿同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对立起来，制造“两个马克思”；还有人宣称“只有通过《手稿》才能理解马克思”，以及声言手稿的发表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与第一次身着“经济学家满是灰尘的常礼服”不同，这一次他是“穿着哲学家和道德预言家的服装”登场的。[2]除了这些早期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化”研究倾向，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尔都塞的看法，他与上述修正主义者歪曲、贬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科学理论不同，提出要在马克思的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划清界限，这就是他所谓的“认识论的决裂”。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以巴黎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和他本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晚期著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主题。前者的主题是人道主义；后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它不具备科学性甚至是反科学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所创造的“科学理论”。亦即手稿所讨论的主题属于意识形态问题；而《资本论》的研究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一门“科学”。阿尔都塞还进一步指出，手稿的总命题就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