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传入前后,中日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的不同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圆寂之后500余年,佛教传入中国,又500余年,传入日本。〔1〕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史,早在佛教传入之千百年前,已形成完备的、主导社会的哲理思想体系。这就是《周易》为代表的朴素唯物观和辩证法、孔子的社会伦理观、老庄的形而上的宇宙本源观,以及诸子百家的丰富多采的思想观念。佛教的传入,只可能使社会意识发生某种程度变化,而不可能由它成为社会意识的主宰。日本在佛教传入时,正处在社会思想体系的形成期,才从神话传说和万物有灵的原始的社会意识起步前行,佛教得以和儒学一起,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潮,而且特别是在人生观上取得了基本的控制权。这就是中日两国在佛教受容上的根本差异。由于这种差异,在佛教对中国和对日本的审美意识的影响关系上,也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不同点。这就是:由人生观所决定和左右的审美感情在内容和感情色调上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儒家重视社会生活的理性精神,“使人们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的‘天国’”,“不舍弃、不离开伦常日用的人际有生和经验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验、无限和本体。本体、道、无限、超越,即在此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2 〕《论语》中有这样一些影响深远的话:“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述而》),“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同上),以及“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而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而且,从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的远古神话传说,到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慷慨表白,从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心灵自述,到于谦“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咏煤炭》)的感物言志,表明在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中,贯穿着一种积极入世,奋发进取的精神,一种《周易》所概括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与佛教的以人生为“苦海无边”,要人“回头是岸”,转而追求来生幸福的空漠幻想是格格不入的。 道家,特别是庄子的人生观,是一种精神上的超然世外,他反对人为物役,要求人格身心的绝对自由,却决不是如佛教那样的要人们厌弃人生,转求来世。庄子面对一个苦难的世界,“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庄子·在宥》),“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殊死者相枕也,桁扬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让王》)。人们的整个身心、人格都被权势和贪欲所统治。他提出的要亲近“道”,它超越时空,自由自在,似乎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实则是人的本体,是人与宇宙万物的同一。追求它、亲近它,就可摆脱一切“物役”,获得无限的自由,“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是“至人”、“真人”、“神人”。这不是宗教式的偶像崇拜,而是人自身的精神与人格的升华。道家与佛教的佛陀崇拜、向往来世并不吻合。在道家精神的沃灌下,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放任不拘的傲世情怀与“穷则独善其身”的隐逸思想。嵇康、阮籍的放浪形骸,“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赠秀才入军·其十四》);陶潜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田园,但仍恋恋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贵权,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傲岸气度;孟浩然的“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这样一些追求人格与精神自由的表现,构成了中国审美意识中与儒家传统相异的一面:浪漫风采和自然清奇。这,远非佛教的膜拜乞怜可比! 孔、庄以外的其他诸子,孟子讲“仁义”、“仁政”,荀子讲“礼法”、“刑政”,墨子讲“从事”、务实以求“万民之利”,韩非子讲“法治”、“功用”,都与佛教的虚妄迷信的观念相远。诸子的思想影响对后来传入的佛教的传播起到的也只能是负效应。总之,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先秦诸子,已完成了中国自己的互为补充的一体化的思想体系。这与日本在佛教传入前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 日本在佛教传入的时候,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经济和政治形态都较落后,文化也不发达,汉字和儒家经典也才刚刚传入,自身原有的意识形态是祖先崇拜和泛神观下的言灵信仰。日本著名学者村冈典嗣将儒学传入前的日本文化称为“太古”文化,而佛教的传入也就在其后不久。他说,基于当时日本民众“极简素的衣食住生活条件下而形成的太古文化,当然是单纯朴素的。宗教、政治、道德、经济等文化形态,尚未像后世那样分化,仍处于杂然混淆的境地。其中宗教占有涵盖其他的重要地位,而这所谓的宗教,与其说是神道勿宁说是神事而已。它是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的原始信仰,不论善恶,敬畏一切有威力的事物”。〔3〕而且缺乏任何神学理论,只是以占卜、禊祓、 祈祷求取平安和顺利。家永三郎也说:“在理性精神尚不发达的(日本)古代”,“(日本)民族宗教本无教义,当然也就没有相当于经典的东西”。〔4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理论空缺,原始宗教迷信风行的状态下,佛教传入日本,它必然能够取得很大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佛教被天皇和贵族视为先进、有用的文化。最早接触佛教教义的钦明天皇说,“朕从来未曾得闻如此微妙之法”,极为崇信;推古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就下诏明令“兴隆三宝”。皇室甚至把佛教作为施政、施教的指导思想。圣德太子拟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就明确规定“笃信三宝”,还亲自撰写了注释《法华经》、《维摩经》和《胜鬘经》的《三经义疏》。而且大兴土木,修建佛寺,雕塑佛像。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记载,圣德太子修建了四天王寺、法兴寺、中宫寺等7 座佛寺。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初次得知了宗教中所宣扬的“不同于现世的理想世界的存在”,而倍感着迷,因为这是与他们的原始宗教的“既无教义,又无来世之说”所完全不同的;而且从伴随佛教而来的“端丽的佛像、微妙的音乐、富于比喻和幻想的佛经故事”中,知道了“超乎实用的美的世界”。〔5 〕佛教对日本审美意识的最显著影响之一就是灌注给它人生虚幻感和追求极乐世界之情。“《法王帝说》所引〈天寿国绣帐铭文〉载:(圣德)太子语其妻曰:‘人世虚假,唯佛是真。’在这里,不只是对现实世界——‘常世之国’及其延伸地——‘黄泉之国’的思考;日本人向来对现实无深刻负罪感和否定意识,而太子的这句话,从根本上破除了此种肯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应将其视为一个划时代的观念。”〔6〕到圣德太子病重垂危时, 其妻子祷求词为:“仰仗三宝,……求病消寿延,安住世间;如命定辞世,求往登净土,早升妙果!”〔7〕“净土”观念已经植根入日本人的心中。 空幻的“欣求净土”将使日本人的心灵蒙受佛教带给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