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育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感性鉴赏活动，具体表现为形象性、情感性和自由状态。本文以此作为对美育的基本认识，从两个方面对柏拉图与孔子的美育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1 ）柏拉图与孔子美育思想的基本差异；（2 ）柏拉图与孔子两种美育倾向的具体化变形。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柏拉图美育思想产生于城帮制的商业社会中，继承古希腊人的传统，重科学、智慧，美育活动与求知求真紧密结合；孔子美育思想产生于农业社会中，受封建大一统的社会理想所支配，重道德、伦理，美育活动以政治、道德为目的。 关键词 柏拉图 孔子 美育思想 比较 中图分类号 B83 柏拉图与孔子是中西美育理论史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人物，研究和比较他们二人的美育思想有助于我们理清中西美育理论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有助于现代系统美育理论的建立。 一、柏拉图与孔子美育思想的基本差异 柏拉图与孔子都认为人的美育活动意义重大，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是在美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两人产生了重大分歧。孔子认为它首先在于开启人的混沌蒙昧的心灵，指明正确的人生方向。他指出，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这些诗经中的名篇，就不能走出愚昧无知的状态，只能“犹正墙面而立”。〔1〕其次， 孔子认为美育作为一种教育方法比其他教育更好，更优越，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目的。即所谓“好之者不如乐之者。”〔2〕再次，孔子认为， 人的教育一开始就应是审美的，最后完成于美育，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可见， 孔子在整个人的教育中给予美育以很高的地位和特别的价值肯定。尽管如此，美育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相反，孔子总是把美育紧密地结合于政治，使美育从属于政治和道德教化。“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5〕这两段文字足以表明孔子的上述立场。 柏拉图与孔子近似的地方是他也认为美育的基本意义在于增进人的智慧和辨识能力。他说，那些颂神的和摹仿好人的诗，那些从善良、勇敢、聪慧的心灵里流溢出来的音乐，可以培养人们勇敢和智慧的品质。然而就是在此基础上，柏拉图美育与孔子美育走上了不同方向的道路。柏拉图没有象孔子那样把美育的意义进一步归结到政治与伦理实践方面，而是对其作了形而上学的把握。柏拉图认为，就整个人类来说，美育有助于人类冲开现象界的层层迷雾进到本体界。“凡是丑的事物都和凡是神圣的不相调和，只有美的事物才和神圣的相调和。”〔6 〕美本身是永恒和不朽的，人爱美是为了追求永恒和不朽，人如果要追求永恒和不朽，就必须达到美。美育由此而成为必要。没有美育，人类的一切教育都将是徒劳，都会瞬间即逝，没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必须把美灌注进人的心灵，浸润到人的身体。个人通过美育造就的勇敢与聪慧的品质，正是人类在追求永恒与不朽的漫长过程中所必备的品质。简言之，柏拉图认为美育是为了追求永恒与不朽的理念本体。由此可以见出柏拉图美育重理性与个性的总倾向。 柏拉图也把道德和社会目的当作美育非常重要的目的。但对道德和社会目的重视并没有改变柏拉图美育的基本方向。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除了理性之外，还有非理性的部分，这些非理性的部分同样有其地位和功能，这些功能的恰当实行也是一种德性。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表现为三种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其中理性的智慧居于统帅地位，其功能职责是发号施令指挥灵魂的其它部分，意志的勇敢则得令而动，情欲的节制的唯一功能是服从。这样看来，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就是指挥与服从的关系。所以，尽管柏拉图在许多地方谈到美育的道德目的，但这并没有否定柏拉图美育中理性与科学的核心地位。 当然，孔子美育中并不否定知识与智慧的作用。孔子认为，学习《诗》从最小的方面说，也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7 〕他提出的“智者乐水”〔8〕更表明他认为审美活动中有理性活动。然而， 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行为重，知从德；德为重，智从德。孔子这个西周社会的崇拜者，继承了周人尚德的思想，认为知识与智慧只有在道德的旗帜下方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无用的。没有道德的统帅，聪明智慧甚至会成为奸诈，所以，知识与智慧应转化为好的德行或依附于道德。因此，在孔子美育中，求真是服从于求善求德的。 二、柏拉图与孔子两种美育倾向的具体化变形 柏拉图与孔子，其总的美育特点，从不同的角度看，又可以作出各有特色的表述。 在《论语》中，孔子两次涉及到美的理想问题。一次是孔子在与其弟子各言其志的谈话中借曾子之口表达的，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洛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9 〕另一次说的是孔子对音乐的感受，即“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10〕这两种美育的理想境界，归结起来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和谐之美，二是表现出一种宽容一切的气魄。那么，孔子美育理想何以会显不出这样的特点呢？这是由孔子时代的道德特征和社会特征所决定的。孔子所处的社会是动荡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然而，刚刚逝去的西周大一统的辉煌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孔子，所以，孔子不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寄托于未来的新型社会的建立，而是寄托于恢复已经崩溃的西周社会制度。西周时期，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正如《诗经·小雅》所描绘的那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个人所有都是通过层层封赐得来的，人与人之间在利益上形成一种赐与受赐的“泛赐”关系，这样，赐的道德形式“仁”便产生了，“仁”的最高含义是来自于天子的“博施于民而泛爱众”，它的低级形式便是小恩小惠。基于这种“泛赐”的利益关系，在社会秩序上只能形成一种由“礼”固定下来的命令与顺从的专制关系。这种社会处于它的鼎盛时期，自然是仁德如风，皇恩浩荡，表现为专制下的和谐和唯我独尊下的博大仁爱和宽容。如此，由这个社会所诞生的，或被这个社会所推重的诗、乐、舞必然以这种和谐、仁爱与宽容为基本内容，能恰当地以最好的方式表达这些内容的艺术必然被认为最好的、理想的艺术。由于孔子对西周社会的崇拜，周人的审美标准便直接构成孔子的审美标准。比如《韶》乐是舜时的音乐，表达了天下为公，太平之治，大同之道的内容，孔子就认为《韶》是“尽善尽美”的音乐，而《武》乐尽管动听，但因为它表现的是武王出兵伐商的内容，与大同的和谐理想相悖，孔子就认为它并不是最好的音乐。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美育理想是一种秩序的和谐，胸怀坦然的宽容与博大的仁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