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典美学分前和谐、和谐与后和谐三个逻辑阶段，分别体现于先秦两汉偏重客观再现的“物境”时期；魏晋至明中叶追求完美统一，以“意境”为主要特色的时期；明中叶至近代偏重于主观表现具有近代美学萌芽色彩的以“情境”为特征的时期。 理智与真的认知关系，意志与善的实践关系，情感与美的审美关系，构成了人与世界三种最基本的对话方式。审美关系介于认知与实践两大关系之间的独特性，决定了美的静态构成必然也呈现为三种基本形态，即或偏重于求真的认知性，或偏重于求善的实践性，或追求真与善在美的形象中的完美融合。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逻辑的构成与历史的演进是统一的， 因此审美关系的静态分布，同时应该符合其动态的裂解、嬗变过程。明于此，方能宏观地勾画出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轨迹。 一、中国古典美学的静态构成 古典形态的中国文学艺术，是古代中国人与外部世界达成审美交流的一条最充满魅力的渠道。在中华民族的文艺作品中被物化了的审美意识，作为创作主体审美心理的积淀和凝结，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认同个性。而既然共同作为审美形态，这种个性中又必然涵蕴和暗合着人类审美的一般性。即谓中国古代审美意识也与其他民族一样，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表现与再现、写物与写意等主客观因素不同层次、不同比例的矛盾统一结构。 境界说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试图以此为范例，来分析它所显示的古代审美意识的静态构成，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动态发展。按王国维的说法，境界由主客观两种因素结合而成，是艺术家创造的“第二自然”。境界是一个由物理力和心理力互相制约而形成的审美张力场，单有物的因素或只凭主观情感，都无以构成。故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情者诗之媒，景者诗之胚，……合而为诗”。范晞文《对床夜语》也云“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情与景、心与物、亦即主观与客观，正是构成境界这一审美张力场的基质力量。主体之主观情思和与之对应的客观物象在文艺境界中，必然采取一定的关系形态或曰结构模式。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这种基本模式可分为三类：即或偏于心理方面，或偏于物象方面，或二者对等相待、互融互化。偏向心理的表现结构着重于主观情感的抒发；偏重物象的再现结构向着客观事物的摹拟倾斜；心物交融的统一结构则意味着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的和谐，这种“和谐为美”的理想是中西方古典艺术的共同追求。 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结构三分法，绝不是我们的武断臆测，而是古代美学家对古典美学的客观表述。早在唐代，托名王昌龄的《诗格》就有了把艺术审美境界区别为“情境”、“物境”、“意境”的分类法。清代王夫之也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只有境界说的系统阐述者王国维仅分出二类，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人间词话》）。这里“有我之境”与王夫之“情中景”相通，亦即《诗格》所谓“情境”，属表现结构；“无我之境”与王夫之“（情景）妙合无垠”一脉，相当于《诗格》的“意境”，即统一结构。王国维没有提到再现结构的“景中情”、“物境”一类，个中缘故，须结合王氏本人的审美理想去把握。既然“有我之境”并非无物，而是主体心理驾驭物象，处于压倒和支配物象的地位；“无我之境”亦非“无我”，而是身与物化，物我两消，严格说来应称为“无我[无物]之境”。那么被王国维遗漏了的第三种境界，（若遁着王国维的思路推演，也许这种被遗弃的境界应称为“有物之境”，与“有我之境”相对应），恰是以外物压倒和支配了“我”，这在深受庄子和叔本华思想影响，努力通过艺术寻求人生痛苦“解脱”的王国维看来，是“丧己于物”，有违艺术的自由本性，所以他宁肯作一个不周延的分类。 至此，我们可用下图表示中国古典美学的静态构成：
当然，在这幅审美意识的静态结构图中，古代美学家并不是没有倾向的，标举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平等交流、和谐共处的“情景相融而莫分”（范晞文）、“妙合无垠”（王夫之）、“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的审美境界——即和谐，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理想。（参见杨存昌《心与物的双向对流与共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心物关系论》，《山东电大学报》1995年第3期）。 二、中国古典美学的动态流程 黑格尔最早以流动概念的形式勾勒了人类艺术（其实主要是西方艺术）的演变轨迹，他把艺术划分为象征型（物压倒精神）、古典型（物与精神统一）、浪漫型（精神压倒物）三种类型，并把它们视为艺术发展依次更替的三个阶段。如果我们扬弃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的唯心主义外壳，应该说他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艺术发展的历史。中国以和谐为理想的古典美学和古代艺术，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境界结构的演变正说明了这一点。从偏重客观、物、再现、物境的“前和谐”时期（先秦至汉末），到追求完美统一，以意境为特色的和谐时期（魏晋至明中叶），再到和谐发生裂变、走向具有近代美学萌芽色彩，偏重主观、心、表现、情境的“后和谐”时期（明中叶至近代），构成了中国美学古典时代的完整轨迹。也以图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