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物感应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心物感应，顾名思义，离不开“心”、“物”以及二者的联系。当然，在具体的阐述中，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们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都是在物之象与心之动中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中国古代文论的滋味说也好，格调、神韵、意境、寄托说也罢，都或多或少地与心物感应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心物感应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理论，在解释文学源泉时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它认为文艺作品是人们对社会生活有所感触而创作出来的。从战国时的《乐记》开始，到陆机、刘勰、钟嵘的论述，再到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朱熹、黄宗羲、叶燮等人的总结，把中国古典美学的这一命题阐发得既形象贴切，又生动感人。 模仿说则是西方古代解释文学源泉的朴素唯物论观点。最初流行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就曾认为艺术起源于人对自然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论述得更加全面具体，为西方唯物论的文艺观奠定了基础。以后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启蒙运动时期的狄德罗、莱辛、歌德，直到十九世纪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等文论家，都继承了这一理论，并加以丰富和发展。 模仿说的根源在于客观的现实生活，离开了生活这一基础，离开了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模仿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镜子说”和“再现说”可以视为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延伸。为了从纵深角度来系统比较中西文论这两个重要理论的异同之处，有必要认真考察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和曲折道路，然后再从总体上进行归纳分析、审视反思。 心物感应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乐记》。《乐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论述音乐问题的著作，但它不仅仅是一部音乐理论，也是儒家美学的重要经典。《乐记》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乐本论”，可以说是全篇的立论基础。《乐记》认为，音乐的产生，是人心感于物的结果，不同的感情表现为不同的声音。《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唐朝孔颖达疏云：“物，外境也。音乐初所起，在于人心之感外境也。”由此看来，《乐记》作为心物感应论的滥觞，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基础。不过，《乐记》的侧重点还在于内心情感的抒发，艺术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乐记》指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乐是“动于中”的“情”“形于声”的结果，因此，《乐记》不仅指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而且对情感的怎样表现才能成为艺术，作了相当明确的规定。 《乐记》既然把艺术看作是人的内心情感表现于外物的产物，因而它也十分注重主体在艺术创作上的作用。它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纵观《乐记》，其根本点在于“本于心”和“感于物”，既突出生活，也突出情感和心灵，因而它最为集中，全面总结了儒家美学的基本观点。 《乐记》论心物感应的哲学前提其实来自荀子。荀子在《正名篇》中也有一段精彩论述：“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心有征知，缘天宫之意物。 荀子之后，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也谈到心物感应这一命题。挚虞道：“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如果说挚虞的论说还不十分明晰的话，那么陆机、刘勰、钟嵘就阐述得十分详尽了。陆机在《文赋》中写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四时变迁、万物盛衰令诗人文思泉涌。广阔的天地可概括进形象，万象纷纭，都可描绘在笔下。文以情生，情因物感，才是创作过程的起点。在这里，“情”与“物”成了作家创作的两个基点。刘勰在陆机的基础上，又提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咏志，莫非自然”、“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它的心物感应理论自然具有深刻影响。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在他看来，“情”很重要，“物”更重要，“感物咏志”、“体物写志”，现实生活永远是创作的源泉。把“物”进一步推向极至的是钟嵘的《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初寒，斯回候之感诸诗者也。”钟嵘认为，写作动机的激发，有赖于客观事物的感召。客观的现实生活，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土壤。钟嵘还在此基础上，提出过诗歌创作的“滋味说”，并指出滋味应该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 心物感应论至此已发展到较为完备。唐朝以后，许多作家、诗人则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来谈这一问题。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采诗》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事”与“情”再一次地被突出强调出来。欧阳修则说：“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心物感应方面又进了一步：“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己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物感应，形之于言，便是诗。清人叶燮认为“感物说”需要理、事、情三者的协同统一。综上所述，心物感应论既强调事、物这些客观的方面，也突出情、意这些主观的要素，后来的“意境”理论就深受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