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是人学”不仅清楚地标示了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揭示了美学的性质和意义；而且也意味着人类的生活及其自身的发展，应当自觉地体现美的要求，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一 提起“人学”，人们立即想到的往往是文学，因为在文艺美学领域内，大家所熟悉的命题是“文学是人学”。对此，我在10年前的一篇短文中，写了这样几句话：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在肯定文学要以人及其生活为表现中心这一点上，诚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然而，这个命题实在并未确切地道出文学的特质之所在——文学不是“学”，而是艺术的一种，是语言艺术。要是以为文学也是一种学科，那就距真理太远了。 事实上，就广义而言，“人学”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就狭义而论，“人学”不是别的什么学科，只能合理地理解为美学。[①]把美学称为“人学”，是因为在一切人文科学中，只有美学才对人作全方位、整体化、流动性的研究与把握。然而，10年过去了，“文学是人学”仍被当作普遍的真理，而“美学是人学”不仅很少有人论及，并且美学的研究与发展似乎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实际，只为少数人所关心。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为了美学的建设，更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应当用“美学是人学”来统一我们的认识。一方面，美学只有在同人及其生活的密切联系中才能走出玄学的误区，建构起自己科学的学科体系，真正揭示美学理论的千古之谜；另一方面，人类也只有树立起科学的美学观，健康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才能保证自己前进的步伐更为坚实、更为矫健。 二 在我国，人们对于“美”的字源考证，提出了“羊大为美”、“羊人为美”（意思是“舞人为美”）等不同见解。其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从美同人类生活的联系来揭示美的意义的。 “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②]《说文解字》中的这一解释，把美同人们喜爱的食物联系在一起，今天看来当然不能说是对美的特质的正确揭示；但它说明了在古人的眼光里，美有明确的功利价值，不能脱离人生而言美。至于近人依据甲骨文推断出的“羊人为美”，把“羊”（羊角、羊皮、羊头以至整只羊）视为进行巫术图腾活动时先民头上的饰物，所以说“牧羊民族、牧羊人所扮演的图腾羊，跳的图腾舞，就是最美的事物了。可见美最初的含义是‘羊人为美’，它不但是个会意字，而且还是个象形字”[③]。这种解释强调了巫术礼仪、图腾崇拜在人类文化和审美发展史上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然而，先民们在巫术、图腾活动中，所以选择了羊而不是其它来作为美的标志，其根据仍在于这是一个“牧羊民族”，羊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撇开“羊大为美”、“羊人为美”的具体分歧不谈，两种见解其实都肯定了美同社会人生的联系，标示了“美”这个概念的运用，意味着人对自身地位和价值的一种意识与追求。所以，连主张“羊人为美”的学者也说：“‘羊大则美’虽然不是最古老的美的定义，但离最初的健全的审美活动和价值判断还不远。”[④] 同样，尽管康德以降的西方美学，把美的超功利性视为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如果回溯到古希腊，那么先哲们依然是从人及其生活来阐释各种美学问题的。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⑤]，到苏格拉底所主张的“凡人所用的东西，对它们所适用的事物来说，都是既美又好的”[⑥]，从德谟克利特关于“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⑦]的论述，到柏拉图指出的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谐和一致，融成一个整体”[⑧]，……所有这些论述，无一不是从人及其生活出发来对美进行阐释的。特别是在柏拉图专门论述美的专著如《大希庇阿斯篇》、《斐布利斯篇》等中，所探讨的问题，都是极为实际，极其通俗的，不像后世美学那样缥缈，那样不食人间烟火。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康德在美学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康德美学的庞大体系，不仅蕴涵了丰富的内容，而且在论述与肯定人的主观因素、精神因素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和价值方面，提出了许多极为深刻的见解，就是经过200多年时间的流逝，现在看来也没有完全过时。然而，康德以及黑格尔的美学，严格说来是属于18世纪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发表于1790年；黑格尔的《美学演讲录》（即中译本《美学》虽出版于1835—1838年间，但它是在黑格尔去世后由黑格尔的学生整理而成的，其美学见解同康德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水平。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代表了古典美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而其致命伤，则同他们的哲学体系一样，在于同人们社会实践的游离、脱节，以至头足倒置。 在19世纪，对美学发展作出划时代的杰出贡献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评黑格尔美学思想的过程中，于1855年发表了他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了他的“美是生活”的著名论断。尽管这个论断存在着它明显的不足，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的阐述也有许多值得商讨的地方，但在美学发展史上，“美是生活”这一论断的意义，绝不能低估。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论著中对于美学的贡献，不在于像黑格尔那样建构体系，也不在于他的理论逻辑或个别结论是否科学，而在于他鲜明地提出的“美是生活”这个命题本身，它意味着美学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同人们的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⑨]。在撰写这篇论文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毫不含糊地声明，他批评的靶子就是黑格尔的美学，是黑格尔学派主张的“美就是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的显现”[⑩]；而他依据的思想武器，则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因此他甚至说：“作者决不自以为说出了什么属于他个人的新的意见。他只希望做一个应用在美学上的费尔巴哈思想的解说者。”[(11)]就此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确实相当出色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美是生活”的主张，在总的精神上超越了康德、黑格尔，使美学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纪，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