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思想文化界的自由解放思潮，孕育了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审美意识。情感和欲望在审美中得到肯定，主体和自然在审美中展现风姿。从观念到创作，从交流到闲居都充满了艺术的情趣和唯美的气氛，造就了一个风流儒雅的时代。而在当时品藻人物与文品的诸多美谈中，“清”是一个最富审美意味的范畴，打开这面小窗，或可帮助我们领略那掩在历史帷幕后面的魏晋风情。 一、“清”作为审美范畴的出现 “清”，原本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概念，是指水的澄清透明洁净，与浊对举。如《孟子》所载《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先秦，“清”即被赋予伦理学的意义，指人的高洁正直。如孔子评价齐国大夫陈文子的品德行为“清”；孟子称赞伯夷乃“圣之清者”。又如《诗经》中“猗嗟名兮，美目清兮”，[①]“有美一人，清扬婉兮”。[②]后来，清浊又被用来说明人的性行贤愚优劣。如王充《论衡骨相篇》云：“非徒富贵贫贱有骨体也，而操行清浊亦有法理。”《后汉书·左雄传》载左雄上书指责当时选举人材“清浊不分，朱紫同色。”在汉代，“清”大抵在伦理学意义上被使用，如汉末的“清议”。魏晋时代，人物品藻成风，“清”成为时尚，以“清”为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理想人格。 “清”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是在汉末至魏晋的人物品藻的历史演变中生发出来的。这个演变过程，简言之，即是由“清议”到“清谈”的过程。 所谓“清议”，是指民间对某人道德品行的自发的舆论评价。东汉推行名教之治，其选官制度的基本程序是政府根据乡间清议，察举征辟那些遵守封建伦理而出名的道德标兵人仕。东汉后期，权贵清托和弄虚作假使选官活动的日益黑暗，自发的乡间清议在宦官势力的后门面前形同虚设。面对政治的腐败，新生的士族知识分子利用传统的清议为武器，藏否人物，抨击朝政，与宦官势力作斗争。在风靡汉末的清议活动中，萌发了一种新的人物品藻之风，那就是注重通过交谈来鉴识人物，在“清议”的内部，开始孕育着“清谈”的萌芽。 魏初，通过谈论来鉴识人物的风气，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例如曹操就是通过交谈，起用了荀彧、荀攸、郭嘉、于禁等人。只是“清议”的标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先秦名教伦理是压倒一切的，而魏晋才性、志业成了品评的重点，这个转变是同曹操试图统一，提出“唯才是举”用人方针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观点虽然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提出的，但却是魏晋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先声。它的提出，使人物品评之风发生了变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的审美意识的产生。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思想界首先出现了讲求实际，主张名实合一的名理学研究。接着便是刘劭的《人物志》的问世。它重视人物的才智、气质、神采、仪容和言谈等，使人物品评从过去纯粹的政治需要开始转向哲学思辩和审美品评，从而发出了人物品评从“清议”转向“清谈”的先声。 “清谈”是魏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喜庆、宴饮、郊游以及平时交往等活动中，都是不可缺的。它带有审美娱乐的性质，不仅引起“四座咨嗟称快”，甚至激动得“众人莫不抃舞”。这种盛会与其说是探求哲理，还不如说是鉴赏人的才情更为恰当。从“清议”到“清谈”，同是人物品藻，但品藻人物的角度或出发点已大相经庭。玄学中品评人物多具审美眼光，他们既不同于汉儒以纲常名教为绳墨，也不象精研名理的人们专注才性、志业，他们把眼光盯在了人物的风骨、气质、韵味上。 随着清谈世风的形成，“清便成为魏晋六朝人品评人品与文品的重要尺度，同时也就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审美概念。如《宋书》中之“清恬”、“清谨”、“清约”、“清严”；《梁书》中之“清慎”、“清静”、“清正”、“清节”、“清和”、“清望”等，举目皆是，在《世说新语》等史册典籍中更是不胜枚举。对比“清”在魏晋时的各种不同使用，我们知道它大体有四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为人为官品行端方，奉公守法，如“清正”、“清公”、“清廉”等。二是指为人超尘拔俗，不同凡流，如“清傲”、“清真”、“清退”等。三是指人的风神气韵之美好，如“清令”、“清雅”、“清畅”、“清俊”等。四是指艺术的清真天然之美，如“清工”、“清新”、“清约”、“风清骨俊”、“清典可味”等。 魏晋士人以“清”为美。在魏晋的美学价值观中，“清”实处于核心的位置。它是玄学精神的审美呈现。“清”是对浊的升华，是对俗的超越，是对清秀淡约之美的追求。那些体现了士人玄远旨趣的游仙诗、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无不以“清”为基本价值取向。这种重清轻浊，重虚轻实，贵远贱近的审美精神可称为“清”的精神，它代表了中国魏晋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 二、“清”的哲学意蕴 “清”，正如前面所指：水的澄澈纯净，与浊相对；又引伸为人的心灵清虚寂静，与躁动相对。如《老子》云：“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③]又“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以为天下正”。[④]这里，老子将清与静相连，是指人的心灵空虚澄明，这是一个转义，乃从“道”的存在状态（虚静无为）推演而来，“清”蕴含着用自然之自在本性来规范人生理想的道家旨趣。魏代末叶，玄风大畅，“清”的这些涵义很容易被时人利用和改造。事实上，当它在玄学清淡的氛围中升华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时，它也就同时被赋予了契合玄致的哲学意蕴。 从汉代到魏晋，时代精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集中表现为两汉经伦的衰颓和魏晋玄学的勃兴。从经学到玄学的演变，可以溯源到汉末魏初，但真正使这一演变有了质的飞跃的，则是同王弼、何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正始之音”。“正始之音”的历史价值，也许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它提供了玄学得以脱出经学而独立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言意之辩”。“言意之辩”所导致的真实结果，并不在于言意关系上的逻辑思辩，而在于重意轻言，重本轻末，重内在轻外显的哲学眼光。王弼、何晏首倡“得意忘言”，嵇康阮籍继而伸张“言不尽意”，向秀郭象力主“要真会归而遗其所寄”，欧阳建则一反诸说，大树“言尽意论”，他们在“言”、“意”关系上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但这些不同看法的论辩恰恰建立在分别言意、重意轻言这一共同的思辩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