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80年代中国美学的主流学派，“实践美学”早在50年代的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就已经初见端倪。而在80年代初期学术界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热”中，实践美学更是迅速突起为一个重要的美学思潮，并且成为美学的主流。以李泽厚为代表，实践美学强调美学的实践本体，以实践范畴为出发点和阐释根据，从不同层面演绎出有关美和审美本质的一系列观点与理论，从而基本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美学体系。 然而，80年代后期开始，在呼吁尊重人和个性、感性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开始对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及其据以为出发点的“实践”范畴进行理论质疑。进入90年代，这种理论上的反思性努力终于汇为一股“超越实践美学”的学术动向，并在93—95年的《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引发了一场相当规模的关于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 1996年10月8日—13日，在由中华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海南省社联、海南师范学院联合召开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发展与超越”学术讨论会上，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与会的30多位美学专家的关注。与会学者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理论前景”为中心议题，在全面总结前一阶段讨论成果的基础上，集中就实践美学的功过得失、实践范畴的本体性质，以及“后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性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一方面，与会学者对实践美学在当代中国美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达成了基本共识，认为它克服了“反映论美学”的机械唯物论倾向，不仅推动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而且其合理思想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美学的未来发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这次讨论会并没有因为上述共识而弱化了不同意见之间的学术分歧。相反，与会学者在平等交流、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对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诸多理论细节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由此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为“超越”，一为“发展”。前者认为，实践美学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由于其哲学基础和基本观点都存在根本性缺陷，因而现在应该打破实践美学体系，吸收现代西方美学思想成果，建立起“后实践美学”。海南师院杨春时先生提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它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存在”界定为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又仅仅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这样，实践美学就把群体性、物质性、理性与现实性当作为美学本体论的规定，使之成为审美的基本属性，从而抹煞了审美的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与超现实性。这是出于对历史唯物论的误解，即把历史唯物论当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事实上，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论，强调了社会物质实践的决定作用，但它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肯定人类生存的个体性、精神性、超理性、超现实性；这些本体论的规定只存在于历史的终点——共产主义，而在现实生活中依然由群体性、物质性、理性、现实性起决定作用，这便是异化。美学不能依据历史科学，而只能依据哲学。据此，杨春时认为，实践美学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过于乐观地相信物质实践可以克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其实，实践虽可以一定程度地解决物质生活的匮乏，但这并不意味着获致自由，因为自由只能由精神上的超越获得；作为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审美尽管要以实践为现实基础，但它的奥秘却不在于实践本身。 陕西师大刘恒健先生从三个方面批评了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即实践范畴的非本源性、非本己性和非主体间性。他认为，实践只是现实生存的手段而非本源，实践美学所说的自由只是手段意义上的、次生的，本源应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它才是一切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和动力源泉；实践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所谓“美是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是建立在这种对象性关系上的，因而在方法论上仍然是认识论的美学，无力关注人自身价值的无限生成；实践美学的主体性仍然是人与自然间展开的类的主体性，即所谓社会性的生产实践，因而必然与个体性相冲突，没有可能解决这种类主体与个体主体间的矛盾，因为它没有建立在个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之上。 海南大学陈家琪先生则强调，讨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一定要从语言、符号谈起。过去定义人为使用或制造工具的动物，并未想到这里的“工具”应是语言、符号。其实，仅仅把实践理解为生产性活动是片面的，因为以实践界定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时，这里的“实践活动”至少在主要方面应该指语言活动、语言实践活动。语言实践活动主要是交往，涉及他人（即人的社会性），而客体如何出现在语言中，以及人与人如何沟通，这才是美学在当前面临的真正问题。他指出，美学的真理不是与实在相符，不是来自作者的立场、感情等等，而是某种整体性的敞开；如对时间、空间、人的处境、人的感觉方式中平时不易察觉到的东西的敞开，这也就是真理的生成。现在最尖锐的问题是当存存与意义失去联系后，我们如何去说明“美”与真理是有关的？ 与上述意见不同，另一部分与会学者更愿意从“变革”或“发展”的立场来看待实践美学的前景问题。聂振斌等人指出，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美学固然是有缺陷的，如常常把美的起源与美的本质混为一谈，但由于李泽厚80年代的思想是在50年代基础上作了修正的，吸收了审美的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以及艺术批评的新成果，充实、完善了自己的观念体系，因此，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要“发展”实践美学，就必须以80年代为历史起点。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基础来发展实践美学，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应该慎重对待。 首都师大王德胜先生指出，实践美学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本体观照立场，而80年代至90年代，实践美学内部（包括李泽厚本人）的种种不同思想倾向及其转化轨迹，则为我们提供了变革、发展实践美学的具体可能性。山东大学陈炎先生则在概括了实践美学目前面临的四种境遇——维护、改造、超越、取消——的基础上，认为实践美学确有局限，如作为实践美学的代表的“积淀说”就既没有真正处理的群体与个性、历史与未来之间辩证关系，也无法科学地阐释群体的社会实践如何“积淀”为个人的文化心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是，应该看到，实践美学终究不是一种以经验、描述方式来解决本体论的“旧形而上学”，而是建立“人学本体论”的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它的局限性并不足以导致对它的总体性否定。对于我们来说，实践美学的不足，只能通过对实践的正确理解来加以解决，使之经由改造和发展而得到更加完善和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