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论审美对象:“意象”与“物乙”

作 者:

作者简介:
汪袷雄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芜湖,241000

原文出处:
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朱光潜毕生持守的“主客观统一”的美论,基于对审美对象的哲学—心理学分析,前期为“意象”说,后期为“物乙”说。这一分析融会中西,特别是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力图从审美的根源之地——物质感性的历史性实践中解说审美对象形成的秘密,为中国现代美学提出了美论、美感论一系列富于启发意义的重要课题。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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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法分类号 B84-09)

      作为审美对象的意象

      通观朱光潜先生50年代前后的著述,其美学思想面貌变化之巨与其基本观点的持续之久,同样令人惊讶。他对自己作过痛切的批判,否弃过许多;但他却始终珍爱着并以非凡的勇气与毅力坚持着一个基本主张:美是主客观的统一。

      支撑这一主张的理论骨骼,是对审美对象的分析。审美对象,朱先生称“美感对象”,在前期,被名之为“意象”;在后期被名之为“物的形象”,或“物乙”。而不论“意象”或“物乙”,朱先生都确认它是客观事物的某些属性与主体审美能力“霎时契合”的成果,它完整自足,是审美者独到的发现和创造。这个审美对象,便是美感的源泉。

      在前期著作中,朱先生“意象”一语,涵义极其丰赡。意象,又称形象、形相,既意指西语image、Idea的有关义项,又与中国传统美学“意象”一语的指谓相衔接。朱先生多向度、多层面地描述审美的意象,虽未就此作出严密的理论分析,却揭出了它最基本的美学意义:审美对象。

      意象,首先被设定为美感的起点,所谓“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1]持有审美态度(朱先生称“美感态度”)的主体与客体事物猝然相遇,主体心中突然涌现浑整自足的意象,它脱净日常功利和名理思考,孤立绝缘,却给审美者以精神的愉悦和满足。

      意象,又被设定为美感全程的统摄因素:“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的世界”。[2]美感以意象为起点,也以意象为终端。在朱先生那里,美感是意象展开、延伸的过程。经由直觉(主要是想象),突然涌现的意象因不断融入主体情趣而倏忽变相,成为理想化的意象。所以,朱先生有时又说,美感经验即是“形象的直觉”。[3]

      意象,更是艺术的心理本体,“凡是文艺都是根据现实世界而铸成的另一超现实的意象世界。”[4]艺术,是对现实人生的返照,也是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它超越着日常繁复错杂的实用世界,进入的是理想化的人生境界。

      这样,意象便被视作审美态度的对象,全部美感的对象,和艺术家所创造的具有超越性质的又一审美对象。而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审美对象都是美的依托。朱先生从不曾明确表示过,审美对象即是广义的美,但他反复强调意象情趣化与情趣意象化两者恰到好处时呈现的价值,便是美。[5]由此他引出自己主客观统一的美论:“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6]心物婚媾,产生意象,意象即是审美对象,即是审美价值的承担者。所以,朱先生早期论述实际上包含一个等式:审美意象=审美对象=广义的美。

      这个等式所从何来呢?应该说首先得自康德。朱先生晚年表白过:“大家都知道,我过去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信徒,可能还不知道对康德的信仰坚定了我对克罗齐的信仰。”[7]这番话说得很坦诚。因为在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人们熟知朱先生早年曾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基础,融入“移情”说、“距离”说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所引进的“三说”后边,还有一位大后台——康德,即使他的批判者,也没有注意这个秘密。其实,朱先生用以统摄“三说”、融贯“三说”的法宝,恰是康德有关审美观照的理论:“无所为而为的观照”(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又译“超功利的观照”)。在康德那里,审美意象是审美观照的对应物,观照始终是对于意象的观照,意象也始终是观照中的意象。康德的审美意象有两义:一是“合目的性的审美表象”,当表象经由想象力(或想象力与知解力的和谐活动)直接联系于主体的快感不快感,而不经由逻辑思考联系于对象本身时,这个审美表象体现的便是自由美;二是在艺术创作中凭着“天才”创造的、作为“审美趣味的最高范本或原型”的意象(Idea),它既是形象的显现,又与某种不确定的理性观念相对应,体现的是依存美——“道德的象征”。而不论哪一类意象,它都以表象为起点,都有非功利、非概念的性质,既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照”的对象、凭借,又是它的成果。康德对两类意象的分析,实即对于审美对象的分析,通过这一分析,进而确定了作为静观的审美活动的特征。这一理论,深刻影响着西方美学,迄今仍在西方美学界激起回响。

      朱先生引进的“三说”,原本都由康德“观照”说所衍申。“距离”说,以自觉的审美态度为观照提供心理前提,使审美者有可能将对象的表象从实体抽离,使之超拔于实用、认知关系,涌现审美意象;“直觉”说,论证了对象的形式(表象)与主体的情感两元“审美的先验综合”,恰如朱先生所言,“与其说近于黑格尔,毋宁说是更近于康德”;[8]“移情说”,与康德的“生气灌注”[9]论也有斩不断的瓜葛,它揭开了情趣意象化(客观化)和意象情趣化的若干秘密,将西方近代美学关于形式与情感关系的论述从经验心理学层面提升到哲学层面。显然,朱先生所引进的“三说”,本身便是对康德观照论的新拓展。

      诚然,早期朱光潜的审美对象论是不成熟的。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并不严整,他时而承认意象与外物“美的可能性”有关,时而抹煞这一点,过分夸大主观心灵的创造作用,他在唯心的心物一元论与心物二元论之间,动摇着、游移着;这个理论的表述,也是描述胜于论证,缺少概念的严谨厘析和必要的逻辑推论。但是,他对审美意象的重视和对康德美学的深刻理解,却保证了他对西方近代美学新成果成功地作出批判性综合,截长补短,互为融通,表现出宽广的视野和卓越的识力。而这,也为他日后提出“物乙”论——确切意义的审美对象论,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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