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西方美学一开始，就存在着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会冲、结合的问题，可以说，引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中西美学的会冲、结合的过程。所以，引进的时候，就有选择、评价、比较，也有融合。从1840-1949年间，大体上说，二十年代以前是对西方美学的摸索和开始吸收的时期；二十年代是较广泛地汲取并力图进行评判的时期；三十年代是引进的黄金时期，多方位地大量引进，并进行评判、比较、融和，力图重建，量虽少，但有了质的变化，即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中国化的尝试。同时还应该看到，近现代中国中西美学在会冲和结合的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的争论，其焦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功利与愉悦 美的无功利、无目的，是康德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而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首推王国维，为康德这一思想的直接的继承者。他说：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可时亦促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可利用之点……。（《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15卷，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下引均作《遗书》）又说： 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术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在于形式，固不俟论，即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焉。（《遗书》） 王国维认为，人们对于艺术品的审美是离开内容的，只有感受着无限的快乐，生产着无限的敬仰。他以中国绘画为例来说明：虽然画的是驰骋之马、栋梁之松，然而它给人的美学享受不在“驰骋之乐，栋梁之用”，而是激起人们的情感，是对唤起美感的形式起作用。 由于王国维坚持康德的“美在形式”的观点，排除美的社会功利目的，必然导致“为文学而文学”的主张。接踵而来，他认为，哲学与美术是“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当世之用者”（《遗书》，第14册）。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就在于维护“无与于当世之用”，不要“听命于众”，像这样的“纯粹哲学”、“纯粹诗歌”，才有所谓“永久”的价值。 与王国维主张“美在形式”、排除社会功利观点相对立的，是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撰写政治小说过程中，坚持强烈的社会功利说。其中以《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最典型。他说： 欲新一国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人格，必新小说。（《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7页。下引均作《论选》） 又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强调欧洲小说，“往往每一书出，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缸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论选》，第165页）但是，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对于梁启超所论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 近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为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论选》，第505页） 不过，无论王国维排除社会功利目的，还是梁启超提倡社会功利目的，在美的愉悦性方面倒是一致的。包括批判梁启超观点的徐念慈，也是如此。 二十年代，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发生过一场争论，就是“乐以为乐”与“室以为室”的关系。胡适认为，这两者是相同的。而梁启超认为是有区别的，他说： 墨子说儒家言“乐以为乐”，无异言“室以为室”。这一比例，本来不通；我们自然不应说“为吃饭而吃饭”，但尽可以说：“为美而爱美”、“为文学而做文学”、“为科学而做科学”。前者是和“室以为室”同性质，后者是和“乐以为乐”同性质；墨子只看见狭隘的实用主义，自然会起这种谬见，胡先生（按指胡适——引者注）并非见不到此，何故附和他呢？（《梁任公学术讲演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辑，第32页） 区分“乐以为乐”和“室以为室”的关系，含有正确的见解。美的创造和欣赏，绝不能与狭隘的实用主义划等号。建筑房子，相对于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不能不首先考虑对象的实用方面。房子要遮风避雨抗寒防震，这是主要的，即“室以为室”（作为建筑艺术，也有美化的因素）。但是，文学艺术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作用于精神方面，并经过若干中介（中间环节），才能作用于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功利性。在这里，梁启超只是敏感到这一点，而未作深究。他排除狭隘的实用主义，努力区别“乐以为乐”和“室以为室”，是正确的。可是，他又把“乐以为乐”推向一个极端，提出“为美而爱美”、“为文学而做文学”，这似乎又与王国维的论点相接近了。 为什么梁启超从一个社会功利主义者，又变成“为美而爱美”、“为文学而做文学”的无功利主义者？排除政治思想方面不论，就其理论上的原因来说，还是对于美的功利性和美的愉悦性没有科学的论证和解释。到了三十年代，鲁迅通过译介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受到极大的启迪，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和解释。 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结合原始艺术起源的探讨，批判“游戏说”，主张“劳动说”，为美的功利性的学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鲁迅为该译本写的《序言》中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