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典审美意象论的历史嬗变

      在中国古典美学里，意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在漫漫两千多年里，有关审美意象的理论十分丰富。如果对它作大致的划分，先秦两汉可谓审美意象论的萌芽时期；魏晋南北朝可谓审美意象论的创立时期；唐宋元明可谓审美意象论的展开时期；而清代则为中国古典审美意象论的成熟和总结时期。由于古代许多诗论者和画论者直接把意象界定为诗歌、绘画等艺术作品的本体，因此，对古典审美意象论的历史嬗变作些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或能对我们认识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本性，有所裨益。

      一

      从思维方式上看，古典审美意象论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至中国汉文字的创造。距今约四千多年前，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四个象形符号。据专家们研究，可能就是我国最早的汉文字。如凸，是太阳在上，下面有火焰，表示很热。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可能即源于此。然而，象形文字主要是对具体物象的直观描摹，而许多现实生活中的物象却相当复杂，无法直观地对它进行摹拟。于是，先民们就运用比喻或象征的方法对它进行抽象，创造文字，这就是我国古代“六书”中的“指事”与“会意”二法。许慎《说文解字》序云：“指事者，视而可见，察而见意。”又云：“会意者，比类合宜，以见指。”或许是从中受到启发，古人又创造了八卦，并把八卦及其两两相配而成的六十四卦象，称为“易象”。从《易传·系辞传》看，“易象”有三个显著的特征：1.它是古人通过对宇宙万物的仔细观察而获取的；2.它不仅表征着物象的外在形状，而且还表征着物象的内质；3.古人创造“易象”的目的，是用它来表示自己对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易”的一种看法（或观念）——“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这样，“易象”就把外在形状与内质相统一的“象”和古人内在的“意”联结在一起。这与汉文字的创造比起来，表现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上的长足进步。它给后代审美意象的创立在思维方式上以很大的启迪。因此，我们把“易象”界说为审美“意象”的雏型，当是不过分的。

      《庄子·天地篇》有一个寓言，说的是：黄帝游玩昆仑山回来后，发现把“玄珠”（象征“道”）遗忘在那儿了。他派“智”（象征“理智”）去寻找，没有得到；又派当时视力最好的“离朱”（象征“视觉”）去寻找，也没有得到；再派善于言辩的“契诟”去寻找，还是没有找到；最后黄帝派“象罔”去寻找，终于找回了“玄珠”。所谓“象罔”，吕惠卿注说：“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皦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①]郭嵩焘注说：“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眸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亦不得也。”[②]宗白华先生对此进一步阐发道：“非无非有，不皦不昧，这正是艺术形相的象征作用。象是境相，罔是虚幻，艺术家创造虚幻的境相以象征宇宙人生的真际。”[③]可见，在“易象”，外在的象与内在的意还是一种外在的连结，而“象罔”，有形与无形，实与虚已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比之于“易象”，“象罔”更切合于审美意象的特点。因此，我们把“象罔”也界说为审美“意象”的雏型之一。

      实际上，中国古典审美意象论的萌芽，还与先秦的诗歌音乐理论直接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诗言志说。言志说可溯源于《诗经》里的诗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尔后《尚书·尧典》说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是言志说的最早出处。接着，言志说在先秦成为普遍，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论语·公冶长》、《庄子·天下篇》、《孟子·万章》、《荀子·儒效》等均见言志说。所谓志，从具体语境看，主要是指思想（理），具体的即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怀抱（庄子所说的志，也是指一种抽象的思理）。同时，在先秦，言情说也可见到，如《乐论》说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礼记·乐记》也说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到了汉代的《毛诗大序》则是同时讲到志与情：“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不管是志还是情，都是从诗歌音乐等艺术的创作主体而言的，因此，如果从审美意象论萌芽的角度看，先秦两汉的言志说与言情说，乃是对审美意象之意的内在结构与品性的最初规定。（二）赋比兴说。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汉代的《毛诗大序》把这六者称为诗的“六义”。此后，郑众、郑玄、钟嵘、刘勰、孔颖达、李仲蒙、朱熹以及当代学者叶嘉莹等人相继对赋比兴说作了阐释、引申和发挥。但比较而言，我认为宋代的李仲蒙和当代的叶嘉莹两人的解说，更切合赋比兴的本义。李仲蒙解说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④]这实际上是阐明了情与物之间相互引发的三种不同方式。叶嘉莹对之进一步阐发道：“中国诗歌原是以抒写情志为主的，情志之感动，由来有二，一者由于自然界之感发，一者由于人事界之感发。至于表达此种感发之方式则有三，一为直接抒写（即物即心——赋），二为借物为喻（心在物先——比），三为因物起兴（物在心先——兴），三者皆重形象之表达。”[⑤]这也是强调，赋比兴的核心含义是申述诗歌创作中意（心）与象（物）之间相互引发、相互结合的方式，是对诗歌艺术中意与象关系的一种分析和概括。这样看来，先秦的赋比兴说，已涉及到诗歌审美意象产生的方式和结构的特点。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首次提出意象这一美学范畴，当是从中受到很大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