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纲纪 1933年1月生，贵州普定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艺术哲学》、《美学与哲学》、《中国美学史》、《周易美学》、《“六法”初步研究》、《书法美》等。 李：近年来，中国美学界有人提出“后实践美学”的观点，您对此有何看法？ 刘：“后实践美学”主张建立“生命美学”或“生存美学”，即从人的生命及人的生存角度探讨美学问题。在我看来，“生命”与“生存”问题固然重要，但其根基却无法脱离人类的生产实践。哲学的最高问题是人与世界（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类只能“活”在它与世界的关系之中，而这个关系在根本上是由人类的实践决定的。实践不仅仅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使“人活着”，而且决定着人“为什么活”和“怎样活”。“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存本体论”或“生命本体论”，从哲学或美学上看，这一理论都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证，概念与逻辑上的混乱很多。我认为，美既不是人的心灵、观念的产物，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与人类社会无关的物质属性，而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实践既是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同时又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正是实践活动的这种本质特性使世界对人产生了美的意义。所以，我认为，美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取得的自由的感性具体表现。离开了实践的“生命美学”或“生存美学”恐怕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从根本上超越西方的生命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 李：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请您谈谈您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观点。 刘：我认为，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尚处在建立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阶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方面从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另一方面又针对一系列审美和艺术问题提出了相当深刻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他们的哲学、社会主义理论紧密相联，因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疑已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他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系。如果不建立起完备的理论体系，不对美学的各个重要问题作出详细、周密的分析论证，不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的种种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很难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要获得自身的发展，不能不建立自己的体系。基于上面的看法，我设想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历史与逻辑起点的美学体系的基本构架：实践（首先是生产劳动）——创造——自由——自由的感性表现；美——主体对从对象上感性具体地呈现出来的自由的直观与经验：美感——对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体感性存在的人创造人类和自身的历史，实现从必然向自由飞跃的复杂历程的反映：艺术。在我看来，美与艺术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产物，因此，美学问题必须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联系起来考察。 李：您认为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过程中要做哪些具体工作呢？ 刘：第一，要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我们要从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实际出发，找到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相适应的美学形式。第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各个重大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实证的研究。第三，对从古到今的所有美学理论予以批判地考察，吸取并改造其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并纳入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我们要摈弃过去那种从几个简单、抽象的原则出发去讲美学史的作法，要把美学史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建立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特别要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进行考察，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辩证地综合中西美学思想的优秀成果，以创造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第四，要促进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推动它与高层次文艺的融合。大众化文艺的出现，审美与文艺活动的日趋社会化、群众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关注的现象，它会引起整个美学的重大变化。把大众文艺当作一种单纯消极有害的现象加以批判是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条件下，广大群众将会在维持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以从事科学、艺术活动。审美与艺术活动的群众化、生活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五，要充分重视与研究现代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对审美与艺术活动的重要影响。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物质生产与艺术创造活动将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具有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性质。我们周围的，满足我们物质生活需要的产品将具有越来越高的美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