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美学启蒙的可能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数年前当这一政经学术语还只是刚刚出现时，人们的注意力恐怕更多还是在它的后半部分——“市场经济”上。囿于经验和想象，这还是颇费思索的“新生事物”，对它的“主义”之属，则一时未能充分顾及，但历史吊诡，随着“经济转型”的到来与深化，人们逐渐感到了这被忽略了的语词的分量。近年之种种怪端百出，烦恼莫名，也许皆为这种忽略所致。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历史把这一命题无比严峻地凸现在社会面前，而按照我们的理解，美学之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则也正应在“主义”方面有所确立。 资本社会是不同于奴隶社会那样的“军事社会”或封建社会那样的“宗法社会”的以经济效益为轴心原则的“商品社会”。它重构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把文化舞台从战场、延庙搬到了市场。在利欲驱动下，商品市场几被扩大至无限规模：生命、人格、信仰、情操、荣誉、尊严等无不为利润施暴，强行打上了“卖点”。人也异化为“工具”、“手段”，社会为之失去了神圣的道德价值和温馨的情感价值。 对此，在资本社会，审美精神作为“一种生存论和世界观的主张”，作为“身临现代型社会困境的一种生存论态度”[①]，对这种经济形态本质上的人性自我疏离倾向就曾作过尖锐的批判和殊死的抵抗，留下了光辉而沉重的一页。美学学科的人文属性也在这种抗击中得到辉煌的体现。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更高度文明的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运行中也理当有着与资本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断然不该重蹈“物质”异化“精神”的覆辙。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具有审美的——人性的全面解放、发展的精神维度。在“人是目的”这个终极命题下，审美精神势将站出捍卫人的整体生存价值，破除集体无意识中的“商品崇拜”，而必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有所限定，不然便是社会史和精神史的倒退。审美精神将成为人们走出“市场迷宫”的一个“阿莉阿德尼线团”。 人文精神的守护者自身须得到守护——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守护。社会主义从行政策略上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对经典艺术的生存与生产彰明昭著地予以保护，不可以漫不经心地任其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播弄、打击。对社会主义来说，保护经典艺术，正是保护确立其自身的“合法性”的精神资源，在它的旗帜上无疑应有“美”的光辉。而美学，以其深刻的人文学科属性，正是要致力于建立评判审核“精神文化”与“经济文化”的“双重标准”，在社会主义的文化法典上，“物”就是不可能与“人”有同一甚至更高的地位，美学要来确立代表人类未来利益的形上层面的“公平”。 市场经济处于社会主义这一政体形式的限定下，便“先验”了意识形态乃题中应有之意，意识形态，尽管被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无犀利地视之为奴役。麻醉大众的文化霸权，但客观上还是揭示了它对社会的推引框范之用。而且既然连资本社会都有意无意未能忽视这种作用，社会主义又岂能无视它的客观存在？“权力”本来是无所不在的，问题是谁来操作和操作的目的性。操作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资本社会可以之作“麻醉”的工具，社会主义也可以之作“启蒙”的武器。至少，退一步说这也是社会管理由自在进入自为的表现。有观察者即指出，实际上资本后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干预的范围确有所扩大。鉴此，社会主义岂不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它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优越性”？这应是它操作意识形态的极有力的政治资源，只要它不违反科学与民主的操作规程。 美学及审美，作为意识形态中的某种存在，标帜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程度，体现了一种国家体制的根本的价值吁求，同时它也是熔铸一种高尚的国民精神风貌的有力手段，它理应引导或协助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对市场经济作精神境界的定位，当此文化危机频仍之时，为避免种种负面因素及巨大的社会浪费，重返被种种庸见所遮蔽的意识形态是应予考虑的。 二、社会“物化”中的美学启蒙 市场经济使社会之“物化”倾向空前严重。这在西方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引发了一代又一代紧张的思考与论辩。大批学人纷纷把目光转向美学，几乎一夜间使这原本哲学的分支成为显学。原因在于，人们愈益感到，在审美之途潜隐着困境中拯救与超越的某种希望。虽然，对于所谓“审美主义”的怀疑一向也是存在的。毕竟审美虚幻看来似可有可无的游戏，以此来制胜机械的冷漠与感官欲求，是否太过乐观？但人类历史岂非精神不断战胜肉体，文化不断战胜自然的历史？在此意义上，审美是人类的“宿命”，用尼采的话说是人在本质上就是个艺术家。审美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最后依托，对它的信心应是对人的自助、自赎、自救能力的信心。 文艺从来是“向死而生”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落入危机，文艺从不会置身局外。苦难是滋生惊世之作的最适合的土壤。也可以说，社会危机与伟大的著述存在着一种双向需求：社会困顿亟需文艺来救治；文艺又有赖苦难来玉成。“江山不幸诗家幸”，这是早已为古人所发现了的苦涩的真理。福柯在他的“权力生成论”中也曾这样表明，对于权力，人们一般只看到了它对对象的打击、束缚、压抑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实则还有解放、生成、发展了对象的另一方面[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若无社会的大困顿则文艺何为？只能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当然这决不是说文艺反应该希冀庆幸社会的腐恶，而不过是表明，无须杞忧，“哀怨起骚人”，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优秀的文学艺术从来是“不平则鸣”的结果，社会一日不昌明，文艺一日不会终止“以笔为旗”的歌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