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80年来的中国历代文艺美学研究，成绩突出，特点鲜明。研究逐步深入，领域不断扩大，薄弱环节得到加强。现在更注重文艺内在规律和新方法的探讨，并以此重新审视、评价诸种文艺现象和一些文论家的文艺观。但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高。 【关键词】现当代80年 中国历代美学 文论研究 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已经历了近80个春秋。在此期间，从老一辈筚路蓝缕初创到80年代蓬勃发展，中间虽有坎坷和停顿，但由汗水和心血浇灌出来的硕果却是累累压枝的。 一 资料的搜集、编辑、校勘和笺注，是研究的先导，这方面的工作，颇有成绩。数十年来，已出版这类著作170多种，仅建国后的37年，即出版150余种，其中不少为注释本。 研究专著也不少，在120种以上，其中包括文学批评史、美学史、专题论著、论文集和专题性丛刊等。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以陈钟凡著为最早，出版于1927年。此书较简略，“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①]，但首创之功不可埋没。30年代成书的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取材范围广泛，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934年出版的方孝岳著《中国文学批评》，不重“史的线索”，而“以推阐各家义蕴为主”[②]。该书对各家主要见解的分析，时有创见。出版于40年代的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资料详赡，论断公平，体例独具特色，曾为朱自清、郭绍虞所称道。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人标目，分类叙述，远略近详，简明扼要。 建国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作，有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③]、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复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历时21年才出齐。全书100余万字，内容丰富，论点明确，分析深入，在“比较系统地说明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和重要文论家的成就及贡献”方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共76万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状况，理论性强，有独到见解。 中国美学史的面世，是近七八年的事。出版于1979年的施昌东著《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可以看作中国断代美学史，被人称为“中国美学史的先声”[④]。出版于1981年的施昌东著《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与前书一样，概念明确，逻辑严密，独具特点。李泽厚著《美的历程》不是一部详备的中国美学史，只从美学理论的高度粗略地勾画了一个整体轮廓，概括地论述了中国10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1984年，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出版，虽然仅是先秦、两汉部分，却宣告了中国没有美学史的时代的结束。该书内容丰富翔实，在方法上也有所突破，自成一家。叶朗著48万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部完整而系统的中国美学史。该书主要勾勒中国历史上每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想的面貌及其发展线索，富有创见，通俗易懂。其他有关著作尚多，不再一一论列。 我们以新中国建立为界，把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分为两大段，前一段40年，有研究专著约10多部，论文约600多篇；后一段37年，有专著约100多部，论文约5，500多篇。 建国后的37年，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也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的。50年代处于两个时代交替的关头，研究未能展开自有客观原因。当时不少人呼吁应当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然而响应者寥寥，成果鲜见。60年代初期，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重视。《文艺报》从1961年第5期开始，在“文艺笔谈”专栏讨论“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问题，先后发表文章20多篇。同时，《光明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等刊物也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可惜好景不长即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迫使正常的学术活动停止，历代美学和文论的研究自然无法进行。至于配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而发表的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和张扬“法家”文艺观的文章，只能看作政治宣传品，没有多大学术价值。打倒“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文艺政策宽松，研究著作似滚滚春潮，冲开关闭已久的闸门，翻卷而来，盛况空前，仅短短10年间，就出版专著110余种，发表论文约4700多篇，占建国后发表论文的85%以上。 二 近80年来，中国历代美学和文论研究的领域在逐渐扩大，薄弱环节不断得到加强。 领域的扩大，要靠新领域的开拓。新领域的开拓，要靠研究者视野的拓展。人的视野是随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延伸的。建国前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类著作，约论列美学家、文论家300余家，其中以郭、罗两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列最多，前者约120来家，后者约220多家。建国后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美学史，共论列430余家，其中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论列200家，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列约270家。从论文看，建国前有专文论述的，不过90多家，建国后则达300余家。其中尤以近10年增长迅速，净增150多家。 领域的扩大，还表现在新问题的探讨上。在创始阶段，人们由于时代、观念和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局限，往往只把视线投射在有限的一些问题上。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的改进，自然会产生新的研究课题。如对中国历代美学研究对象，人们对它就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的特点，众多的美学范畴等，就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列入研究对象的。近年来，中国美学和文论的民族特色才逐渐得到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探讨。这方面已有牟世金的《文学艺术民族特色试探》和赵盛德的《古文论的民族特色》两书出版。从1980年到1986年，发表这方面的文章至少在50篇以上。1983年和1985年召开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古代文学理论会议，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关于各种美学范畴，如文与道、文与质、形与神、情与理、情与境、幻与真、虚与实以及意象、意境、风骨、文气、神韵、韵味、象兴、兴寄等，都已有人研究。中国历代美学范畴的历史发展及其模糊性等，也得到一些人的关注。还有人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影响下研究中国古代的灵感论、形象思维论、典型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