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为迎接伦敦奥运会到来，《三联生活周刊》开设一期封面文章《英范儿——一百个关键词中的传统与时尚》。封面形象是大卫·贝克汉姆，一百个关键词包括骨瓷、风衣、短毛猫、手杖、雨伞……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杂货单。也有一些抽象的概念掺杂其中，比如粗野主义、唯美主义、功利主义、自由原理，等等。我注意到，还有一条“苏格兰启蒙运动”。 二十世纪初，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发表著名讲演《数学问题》，他提出，如果一个学科中没有问题被提出来，它就离衰亡不远了。前些年，一些西方学者把希尔伯特的观点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他们经过几年的思考，列出一个“问题名单”。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小地方会产生大智慧呢？”比如佛罗伦萨发生文艺复兴，苏格兰发生启蒙运动。 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一个边远的小地方。人们记得那座爱丁堡城堡，还有男人们穿着花格裙装，吹着风笛的美妙场面。与此相伴的是贫穷和饥饿，是三万平方英里的国土，是糟糕而生硬的苏格兰方言，是不足一百万的稳定人口，是失去了王子、议会、独立政府和贵族阶层的社会状况…… 然而就在这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苏格兰产生了一个约二百人的“文人共和国”，他们撰写出数百部著作，其中的名人如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其中的名著如《人性论》、《国富论》。这些书，从爱丁堡、伦敦、都柏林以及费城，传向整个欧洲和美洲，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号角与先锋。斯摩莱特说，在十八世纪中叶，“爱丁堡是天才的摇篮”；斯图尔特说，“这个国家的天才人物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简直像变魔术”；一位英格兰游客说，“站在爱丁堡十字路口，数分钟之内，就可以抓到五十位从这里经过的天才和学者”。连大卫·休谟自己也在感叹：“这里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天才，我们真的会成为欧洲文学界最著名的人吗？” 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在悠扬的风笛声中，为我们留下谜一样的往事。此时的欧洲，出版繁荣为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带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其中以英格兰的表现最为出色。在那里，阅读成了人们的第二天性，“整个英国都被出版物淹没了”。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中，当时的英国人号称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优秀、更有文化。人们评价这段历史，认为书籍普及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的培根、洛克和牛顿的贡献”。由此得到结论，西方文化启蒙运动真正的发动机是出版繁荣。 对于英格兰文化启蒙运动更胜一筹的原因，人们把它归因于英国出版自由程度明显高于法国与德国。当时有观念认为，出版文化是“对政治稳定与文明的威胁”。所以王权时期的巴黎规定，印刷业主的数量不得超过三十六人。但英国不同，它的出版业没有申请执照的限制；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安妮法令》，首先在英国通过；它废止了永久著作权，给作者更多的权利和机会。另外在英国，启蒙图书不必通过秘密渠道或国外引进，可以自由出版。当时还产生了辅助阅读的杂志《每月评论》和《评论回顾》。 苏格兰人身处英国环境中，他们表现得比英格兰人更有文化。他们拥有五所大学，而伦敦只有两所。他们国民识字率很高，大学中设立专家型教授；国家上层建筑的解体，为人们营造更为自由的文化空间提供条件。所以，虽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出版中心也在伦敦，但其鲜明的个性与超前性没有被淹没，在许多方面优于英格兰本土作家。正如大卫·休谟不无夸张地说，那时的“英格兰文学还处于有些原始的状态”。对此，英格兰人产生了羡慕嫉妒恨，他们先说苏格兰是不毛之地，那些人来到伦敦再也没回去。接着讽刺苏格兰“饥饿出天才”，骂他们像蚂蝗一样顽固，牢牢地盯住你，然后吸你的血。 争吵是次要的。问题的关键是，苏格兰人究竟靠什么取得启蒙运动的领先与领导地位呢？ 美国人理查德·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十八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给出一些让人惊讶的回答。他说苏格兰启蒙运动产生迷惑，是因为通常的解说忽略了一个重要学科“书籍史”研究。因为在作者“文本”变成“书籍”的过程中，饱含着许多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以往欧洲学者信奉笛卡尔的观点：“阅读时要忽略书籍的外观、感觉和嗅觉”，认为文本与书籍是分裂的。即使福柯在他的《作者是什么？》中，也至多承认“作者功能”是通过评论家和读者实现的，没有谈到书籍本身的作用。 针对权威和传统论断，理查德·谢尔的工作经常是颠覆性的。他在《启蒙与出版》中，选取一百一十五位苏格兰作家，以及他们的三百六十部主要作品，运用实证的学术手法，阐释书籍出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作用。他的论说语境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文字史和学术史，他讨论的核心，不单是作者和文本价值带来的影响，而是在从文本到形成书籍的过程中，作者与书商之间的丰富活动。谢尔翻检了大批出版史、书籍史、作者与书商往来信件，里面谈版税、谈开本、谈定价、谈装帧、谈广告、谈市场……这些被传统学者们不屑一顾的内容，最多被当作历史学的花边或八卦。谢尔却从中发现了“苏格兰文人共和国”名扬天下的玄机。 理查德·谢尔的论证太生动了，他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够接受他的观点，所以经常讲一些基本概念，讲一些生动的故事。谢尔的论证太丰富了，他严格地按照学术著作规范书写本书，每章后面长长地排列着“鱼骨刺”般的注释，其中提到许多书目，题目诱人，我们闻所未闻。比如他提到毕肖普的《书籍史》，其中给出“书的七个属性”，诸如：传播知识和价值观的工具、政府管理和审查对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