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德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师 陕西 710126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1935年10月至11月间,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为中共在陕北迅速立足创造了重要条件。由于受到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和张闻天个人认识的制约,使处理“陕北肃反”的结论存在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是“陕北肃反”争论长期延续,中共中央不得不多次出面平息争论的原因,也是很多当事人事后不愿提及张闻天领导处理“陕北肃反”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相关遗留问题。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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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3)03-0014-11

      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①,尤其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②,负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领导处理或参与了中共的一系列重大事件③。但是由于“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延安整风清算党内路线时就是批判的重点,庐山会议后冤案(似应为“蒙冤”——引者注)17年直到逝世,光整他的专案材料就满满40多包,因此关于他的历史可以说很长一个时期被搅得连基本事实都面目全非。”④由于以上原因,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长期遭到淹没或主观回避,使一些事情显得比较模糊,并由此引起争论。争论者或各执一端,或语焉不详,或违背史实……使本就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更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更加深了对历史理解和认识的难度。本文要探讨的张闻天与“陕北肃反”问题便是真相长期不明,也是近年来争论比较激烈的重要历史问题。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试澄清现在广为流传的当时身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观点,还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同时简要分析一下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

      一、毛泽东没有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

      传统观点一致认为是毛泽东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并给予这件事以极高的评价,经历改革开放前长期个人崇拜等“左”的因素的影响,对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甚至带有浓厚的个人传奇色彩。关于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讲得最具体、最形象生动的应该是当时负责调查“陕北肃反”的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王首道在其回忆录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全过程。

      王首道对毛泽东在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发生错误肃反后,坚决果断制止肃反的态度和措施有生动的记述。他回忆:“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毛主席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都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⑤

      王首道还对毛泽东决策为刘志丹等“陕北肃反”的受害者平反的史实做了比较生动和详细的记载,对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王首道回忆说:“当时中央是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我们五人负责审理此案的。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消了他的领导职务。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如果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⑥

      在当事人王首道的回忆中,领导解决“陕北肃反”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只字未提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在后来的许多著作或研究文章中,由于王首道是直接参与处理过“陕北肃反”的重要当事人,又留下了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资料最详细、最生动的文字材料,因此以后在论及这段历史时,在史实依据方面大多援引这段论述。此类著述数量很多,影响很大,在此不再征引相关例证。但是,如果仔细推敲,王首道的回忆有许多史实还需要商榷,如他回忆负责审理“陕北肃反”案件的“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王首道,参照其他相关著作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存在明显错误:博古是负责指导这项工作的领导者,“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和郭洪涛,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王首道的回忆中还有一些,后文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到了“文革”期间,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响全中国,以毛泽东“领导解决陕北肃反”为背景的歌词:“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更是家喻户晓,时至今日,影响依然经久不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关于毛泽东领导主持解决了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的说法,在现有的出版物上依然是主流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受到有力挑战。尤其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等的问世,对毛泽东初到陕北的基本事实有详细的介绍,这为研究毛泽东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也为否定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提供了史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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