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4－0089－09 1956年秋收前后，部分农业社先后出现“退社”与“闹社”风潮①。对此，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②，而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就有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之呼吁③。很显然，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两次强调，均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教育，而是着眼于社会主义认同构建的政治教育，是希望由此塑造农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 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民众认同都是其巩固并维持的基本条件④，1950年代的中共政权同样如此。以往研究认为，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对革命认同塑造有重要意义⑤。吴毅就指出，正是经由土改这样的社会动员，一个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政治生活模式才得以形成⑥。而1956年“闹社”风的出现，意味着类似土改等运动形构的认同并不牢固。实际上，政治运动中展现的认同多有仪式化特征，未必是真正认同⑦。1950年代农民与新政权关系的不断变化表明，运动中的政治认同即便存在，也具有即时性和生活化特征⑧。毛泽东对“群众缺乏教育”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农民缺乏社会主义(合作化)认同的忧虑。至少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农民社会主义(合作化)认同的塑造，仅有硬性的权力运作是不够的，还要“伴之以说服教育”。195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扫盲，恰是这样一个过程⑨。 表面来看，扫盲是一个文化教育事件，多数研究也就此而论。马云从教育变革视角的分析⑩，《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对其“识字教育”功能的强调，均未留意其与政治认同建构间的关系(11)。其他一些零散研究，虽间或注意到运动化特征，但也仅止于运动兴起与开展情形的描述，对其中的政治内涵同样关注不多(12)。储诚炜和张莉分别从“文化翻身”与“国民改造”角度讨论了扫盲的政治诉求(13)。不过无论“文化翻身”还是“国民改造”，都是扫盲之于农民影响的单向论述，推动者的政治诉求仍是晦暗不明。而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强调表明，政治认同塑造是扫盲的首要诉求，“文化翻身”和“国民改造”都从属于此。有鉴于此，本文对乡村扫盲的讨论，不拟呈现具体过程，而是以文本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扫盲兴起、扫盲教材、以及扫盲实践等各种文献政治意义的解读，透视这场教育运动背后的政治诉求。 一、“文化革命”：乡村扫盲兴起中的政治诉求 扫盲兴起的政治化特征，首先体现在推动者对其作为文化解放行动的强调。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上，谈及工农教育时指出，“中国英勇、勤劳的工人和农民，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但在旧中国，他们却被剥夺了享有文化和教育的权利。”(14)有此认识，扫盲无疑会成为乡村社会在经济与政治解放后的又一文化解放行动。 扫盲作为文化解放行动的突显，源于推动者的话语体系里，旧中国文盲的产生是小农的“贫困”与“受剥削”所致。不过，毛泽东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发现，当地农村有一个自为的教育资助体系，形式包括“考棚、宾兴、孔庙、学租”等，资助者多是地主阶层。以学租为例，即是由“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15)。尽管这些资助多着眼于“考功名”，而非普及意义上的文化教育，但至少说明旧中国地主阶级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是不确切的。费孝通论及传统中国乡村文盲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中国“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16)。按照他的理解，文盲不是农民受教育权被剥夺的结果，而是读书识字对他们并非必须之事。明恩溥同样认为，“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从古代人那里吸取智慧，将其灌输到现代人的心里。”而一些诸如“加、减、乘、除，以及小数的运用”，这些“每个中国人每天必需做的事情”，在学堂里则是学不到的(17)。由此来看，传统时代乡村文盲的涌现，虽与小农的“贫困”有关，但农民与教育的疏离，更是一般文化教育在其日常生活中实无用武之地使然。 从传统时期的农民教育态度中，很难发现他们对文化的强烈渴求，如此，扫盲则很难成为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解放行动。只有将文盲的产生归结为“剥削”与“压迫”，而非农民基于生活经验的自主选择，扫盲的政治正当性方得凸显。对扫盲有助于农民实现“享有文化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强调，不仅是为了突出它的内在动力，更是为了表明扫盲就是农民的“文化革命”，以此强化其政治色彩。而从1950年代扫盲推动者对其必要性的论述中，也可以体会出扫盲强烈的政治诉求。 1949年教育部发布的冬学指示，在将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的同时，用大量篇幅论述其重要性(18)。1950年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虽强调一般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但同样指出了要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农民觉悟程度的差异，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教育内容(19)，并指出启发“觉悟”是农民业余教育的基本要求。而在教育部1952年发出的冬学教育通知中，甚至“识字”这种文化学习都是政治性的。“实验结果证明：突击速成，确实有效，推行这种方法，确能加速提高农民文化政治水平的过程，因而也将推进国家建设事业。”(20)类似倾向，在随后几年教育部的冬学通知或指示中均有体现(21)。1955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不仅强调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即便“在文化课中，也应当有政治思想内容和生产知识内容”(22)。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更是直接将其提到了“文化革命”与“政治任务”的高度，进一步突显了扫盲的政治追求(23)。所以仅从推动者的层面看，1950年代乡村扫盲的政治诉求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