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3)03－0073－06 伯力大审判以追究日本进行细菌战的鲜明针对性而引发全球对日本法西斯这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广泛的关注，弥补了远东国际东京法庭的明显缺陷，功不可没。但是这一审判，由于日本主持细菌战的罪魁祸首石井四郎的缺席，同样地留下了无以弥补的缺陷。虽然当年苏联政府根据已掌握的证据，要求将石井四郎列为甲级战犯逮捕并审判，然而，由于美国政府以换取石井手中有关制造细菌战武器的材料为条件，把他保护了下来。因此，伯力大审判由于头号罪犯被庇护，其审判是不彻底的，而且留下众多漏洞，给在审的罪犯逃脱罪责以可乘之机。其中，少将佐藤俊二的轻判便是最典型的范例。 众所周知，石井四郎是以建立731细菌部队而臭名昭著的，而731部队在平房用细菌杀害3000名“马鲁大”，一直被视为其在中国进行细菌战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可没人想到，当年佐藤俊二在广州，命令其8604细菌部队，于1942年元月开始，在南石头难民所用细菌杀害的粤港难民，其数量远远超过这几十倍，受害人数达到十万以上，却一直被隐瞒了下来。值得留意的是，1942年，正是石井四郎因大肆贪污被免职，一度离开细菌部队的时期。所以，这一罪行，佐藤俊二是无法推诿，赖也赖不掉的。 为了深入调查此事，2005年，笔者曾对日军在华南实施细菌战的主要场所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广州南石头村以及曾受到细菌战迫害的韶关、乐昌、桂林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并于2012年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回访。通过日本军人、众多受害人以及知情人的揭露，笔者逐步掌握了日军在华南地区实施细菌战，进而屠杀、伤害中国军民的大量事实，对佐藤俊二在华南地区的罪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 波字8604部队与佐藤俊二 世界战争史上，首次正式使用细菌武器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出于对全人类安全的考虑，1925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使用。193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就在中国建立了关东军满字731部队、华中派遣军荣字1644部队、华北派遣军甲字1855部队、华南派遣军波字8604部队等四支细菌战部队，并在中国及周边地域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其中，华南的波字8604部队的前身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9月7日在日本大阪市创建的。当时其被称为“第21野战防疫部”，以井上少佐为首，大约有150人。广州沦陷后，1938年10月12日，该部在广东的大亚湾登陆，并于10月31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设置了本部。作为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的直辖部队，而后开始执行使命，并改名为“波字8604部队”。该细菌部队的首任部队长是田中岩，之后依次是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以及龟泽鹿郎。其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1200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 除本部之外，该部还将兵力分派到福建、广西、徐州、香港的九龙以及广东省的一些地区。另外，在广州大石街附近的原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今华南农业大学、今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等处也都曾有日军细菌战的部队驻扎。他们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为中国人“防疫”和“救护”，背后却进行着他们所谓的“圣战”。 对波字8604部队首次进行披露的是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军军人。他详细介绍了该部队的位置、机构部署以及一些细菌战行为等情况。后来该细菌部队的情况又得到了井上睦雄的进一步证实。井上睦雄于1995年8月13日发表了“他在广州波字8604部队第四科解剖室和昆虫室饲养跳蚤工作时的见闻”的文章，对该部队如何进行人体解剖和如何利用跳蚤等来散布传染病的事实作了进一步的详细揭发。 他们的证言不但使得日军的华南波字8604部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也使得其部队长佐藤俊二再次受到关注。 佐藤俊二1896年出生于日本的爱知郡丰桥城，1923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佐藤俊二从1923年起即开始在日本军队中服务，并先后两次进入军医学院特别训练班。后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担任过各种军医职务，并在该学院担任过讲师。1931年间，佐藤俊二因著作《葡萄糖凝结实验》一书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由于佐藤俊二在1931年即主张使用细菌战，并于1936年支持建立第731细菌部队，所以深得石井四郎的赏识。于是从1942年元月起就以大佐衔被正式任命为广州第8604细菌部队的部队长。当时这个部队被秘密称为“波”字部队。一直到1943年2月佐藤俊二先后历任3年部队长。而后，在1943年2月间，他又被调到南京去担任“荣”字第1644细菌部的部队长一职。直到1945年8月被苏联军队俘虏，他最后的职务是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佐藤俊二积极支持和参加细菌战，在任期间曾多次立功和受到奖励。其中就因参加满洲事件获得了一枚四等“旭日”勋章，因参加中国事件获得了一枚“金鸡”勋章和一枚三等“旭日”勋章。佐藤俊二本人在伯力审判的陈述中也承认说： 我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1条所定的罪。我的罪过，就是我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确实领导过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部队，随后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间我又领导过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我在任“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长时，领导过本部队内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内所设训练部，在我领导下，每年培养出300名细菌学干部，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我从1944年3月任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时起，就积极地帮助和支持了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来扩大细菌材料的生产。为了这个目的，我在1945年5月下了一道专门命令给第五军团各部队，要它们搜捕为生产细菌武器所必需的鼠类，以便送往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里去。[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