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979;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5－0064－12 在20世纪上半叶，苏俄成为全球共产主义的象征，正如1934年美传教士、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所言，对基督教来说，“苏联共产主义的挑战因其积极的成就而更为清晰”，“我们考虑共产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运动，一般主要指的就是苏俄”①。同为金大教授的美传教士贝德士也指出：“苏俄这种有力的榜样和实验完全充满在我们的头脑中，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无论赞成与否，总难以想象共产主义的原理是可以脱离今日苏俄的具体表现。”②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因革命后的混乱而受到基督徒的批判，但已有部分信徒开始看到苏俄实践的意义。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恐慌，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惊人成绩，两种制度的鲜明对比给一些国人带来的震撼是颠覆性的。③本文主要以基督徒这一特殊群体为个案，探讨苏俄社会主义成就对基督徒苏俄观转变的冲击，以便更真切地体认其带给国人的震撼程度。因为革命初苏俄几乎是以一种红色恐怖的形象进入基督徒视野的，而革命后尤其是30年代的成就不仅带来基督徒苏俄观的转变，也为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夹缝中的他们走向何方提供了某种参考，特别成为基督教重塑自我形象的一个巨大的他者与反衬力量。鉴于偏向保守的基要派教会及其影响下的个人政治评论不多，且态度明确单一，对共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④。但自由派教会或组织下的信徒多涉足社会政治等公共议题，本文的讨论对象即限定在这批自由派的中外信徒⑤。因其言论自由多元，所以不论传教士还是中国信徒，或是同一宗派与教会组织的信徒，在政治倾向上都非统一的整体，故本文并未以组织或中外来分别处理。 一、突破红色恐惧论的尝试：苏俄试验论 苏俄革命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连带效应而引起的红色恐惧，在弥漫欧美的同时笼罩着在华传教士，也影响着国人及本土信徒⑥。在十月革命传到中国之初，它留给基督徒的即为负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基督徒的苏俄观，而他们也是制造这种恐惧的参与者。圣约翰大学校长、美传教士卜舫济在1921年的演讲中就视过激主义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障碍，声称“过激主义之传播在各国，传布最甚的，莫如俄国”，其害处在抬高下等社会打压上等社会，这是一个“手和头的战斗”，“若是这种过激主义，常此传播不已，则是世界进化的大障碍”⑦。美以美会机关刊物《兴华报》社论也强调过激主义带来生产力跌落，会成为世界的灾难，俄奉行过激主义后，生产力大受打击，去除竞争，妨碍工作之尽力，长此以往，生产力小，消耗力大，寄生之国家将影响全世界，所以过激主义为世界所不容⑧。陆伯衡也认为过激主义将使人类倒退于蛮荒、导文明于破产的境地，时代思想的危险莫过于它：“旧俄人民因受思想上过渡之刺激，与环境之归纳，发为人类危险之思想，而过激主义以兴。此过激主义者，果前进无阻，则其所至之地，必举凡人类之系维，生人之幸福，悉破坏而铲除之，使人返诸野人时代。”⑨ 鉴于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带来任何成绩，而革命后的社会乱象似乎在增添红色恐惧的同时，也在为这种否定提供证据。早在1921年，逸荡就认为：“俄国是专制的国家，骤行社会主义，时候太早，所以不免流血”，致使劳农政府杀人无数，但流血非主义本身之过，不可因此而怪罪社会主义⑩。强调俄国还不具备共产主义实施的条件，并为俄国带来灾难，与马克思关于共产革命将率先发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的论断相冲突，它修改甚或背离了马克思，成为部分基督徒的某种共识。正如1939年贝德士所言，列宁用各种解释抛弃了马克思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的破除不必等到资本主义的完全阶段，革命的政党可夺取政权，组织国家，实行共产主义(11)。《兴华报》主笔罗运炎也强调列宁崇拜马克思，以致矫枉过正，实行共产，这种破坏举动是否为主张社会主义的马氏所赞成是个问题(12)。两人都看到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差异，为俄国共产失调找到了它的理论源头：违背了马克思。1927年《兴华报》社论也追问，俄国革命铲除异己，杀人如麻，兵工专制，此非马克思主义削平阶级解救平民始料所及，美好的主义也会因无实施的条件而带来罪恶，“欲行某种主义，必从事于某种主义的宣传，主义固然是高尚纯洁，然证以历史往事，主义的美名，有时反至酿成祸乱，并非主义之不善，亦非宣传之罪恶，实在是一般民众智力不逮，有以致之”，由此告诫民众没有彻底理解主义前不可贸然盲从实践(13)。《圣公会报》1926年所录之文也鉴于俄国实行共产以来，民众无多实惠，只是首领占据以前资本家的地位，而其失败则表现在资本主义渐次复活，工界极不平等，反教运动也归无效，断言从俄可得一教训——“知道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理论，不可拿来做成事实”(14)，据此裁断共产主义只能停留在理论的高贵中。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陈义过高而走向乌托邦，冒险实践危险重重，苏俄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基督徒并非统一的整体，其苏俄表述在歧义中发生分化。基督徒苏俄观的松动，并非始于“一五”计划的成功。早在20年代，部分信徒已开始肯定苏俄实践的价值。前岭南大学教授谢扶雅后来指出：“西方基督教界里的自由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改革，多表同情。”(15)这种认识同样适合部分在华的自由派信徒。早在1925年，赵士骏就看到：“今之论苏俄者，或赞许其主义之过优，或批评其政治之太劣，两者若大相悬殊”。他认为不能以政治的暂时性实践成败来论断主义的优劣，所谓“主义可以施之政治，政治悉本于主义，其实行与表见之中，非经长时间之实验，实不能判别其为优为劣，亦有主义甚不适，而政治尚足征效于一时者，如现在之帝国主义是，亦有主义极高尚，而政治颇为世界相诟病者，如苏联近者之政治是”，它现在尚难摆脱好坏参半的命运，“惟于政治以外，普及于社会之辅导品，苏俄现时之借以运用者，其潜势力甚大……人民智识之增进，民治之发达，实为苏联新政中优异之点足以辅导其主义之进行，然亦不能必其结果之何若。总之，苏俄以共产主义施行于政治，尚在于试验时间中，但后之论证者，故不可以成败评为优劣也”。(16)他并不否认苏俄政治实践的弊端，但承认它拥有高尚的主义，而政治还在试验中，好坏掺杂实属正常，其政治已渐露更新气象，但最终的裁判还有待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