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09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5－0045－10 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浪潮，中共与苏共展开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学术界也深为震动，反“苏修”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首要任务。在自上而下的推动下，不少学者投身其中。“反修”对于当时的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有学者对此加以关注①。然而，对于史学界在“反修”斗争中的实际作为，却甚少有人提及。实则在中宣部的统一部署下，史学界调集精英骨干，于1963年8月成立了史学“反修组”。本文即拟对这一组织的来龙去脉及实际运作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 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修”斗争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被寄予厚望。史学“反修组”的成立，亦与此背景密切相关。 1963年10月26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在政协礼堂召开。与会者约500人，除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之外，还包括一部分著名学者和青年研究人员，以及“中共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哲学社会科学各研究机构和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人”。会议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主持，着重讨论“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②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指示我们加强近现代史的研究，以回答当前的斗争任务”③。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主题报告，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作学部工作报告④。11月9日，时任中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的黎澍出席会议并发言。会议持续至11月16日才闭幕。⑤ 当时，中苏两党论战已趋公开化⑥，中共中央已着手部署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开展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此次会议的大背景。因而，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可谓学术界“反修”的动员大会。周扬的报告除了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修正主义”理论外，还讲到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问题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毛泽东对周扬的报告颇为关注，“让刘少奇找人帮周扬修改好。结果，陈伯达、康生都来了”⑦。1963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周扬送审讲话稿的报告上批示“讲得好，完全同意”，并亲笔作了多处修改⑧。 实际上，从1962年11月起，中央就已集中胡乔木、吴冷西、乔冠华、胡绳等理论家，着手起草“反修”文稿。1963年2月，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反修”文稿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⑨。1963年夏，社会科学的“反修”工作已然全面展开，中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黎澍奉命开始组建队伍，着手历史方面的“反修”工作，“原来是用近代史所的名义，后来觉得这不是近代史所的事，又用反修组”⑩。8月13日，史学“反修组”正式成立(11)。这一小组直接受命于中宣部，颇具神秘色彩，迄今所见文字资料不多。 据戴逸回忆，自1963年夏至1964年春，“我有幸和历史学界的一些朋友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为完成一项任务而在黎澍同志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队伍。队伍中有金应熙、余绳武、齐世荣、李龙牧、蔡美彪、张岂之、宁可、张文淳、刘祖熙、李嘉恩、洪兆龙、廖学盛等。应熙同志年龄居长，实际上，他当时也不过44岁，而其他人都在30到40岁之间”(12)。蔡美彪回忆道：“他(指黎澍——笔者注)管的事就是反修组，写反修文章的小组。因为有反修这样的旗号，他就把历史界的中年青年都给调去了……现在算算咱们所是我和郁松，人民大学戴逸，北京还有齐世荣、宁可、张岂之，世界史所廖学盛也参加了，住在香山，后来住党校，单独成立一个组。那时的中青年，写点东西的他都给弄进来了。”(13)自始即身与其事的余绳武回忆：“黎澍同志是我的老领导。1963年他主持筹建中俄关系史研究组，找房子，调集人员，调集图书资料，各种事情都亲自过问，奔走联系，一一设法解决，为此倾注了不知多少心血。”(14)余绳武明确表示，此小组名为“中俄关系史研究组”。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谓金应熙被借调到北京“中俄关系史研究组”(15)，可能即根据余氏之回忆。总之，几位先生的回忆多可相互印证，但因各有侧重，亦不无相左之处。 据近代史所档案，此小组全名为“批判修正主义历史学小组”(16)。当时在“反修”的旗号之下，由中宣部统一部署，调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精干力量，组成文艺、史学、哲学等学科的“反修组”，以之同“苏修”进行斗争(17)。 史学领域的“反修”成为重点，固然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特别重视，也有因应苏联方面重视史学之因素。史学“反修组”重要成员之一李龙牧，在当年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历史学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理论战绩上最重要的战线……赫鲁晓夫非常重视抓历史，在苏共二十大中，从抓历史开始，从推翻联共史、写苏共史开始的。赫鲁晓夫上台后，非常重视抓历史，领导者中有三个人担任历史界院士。几年内，他们做了许多组织工作，进行宣传，贯彻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出版的1951年至1955年3686种出版物，其中历史占2216种。1956年至1960年共6826种出版物，历史占4317种，几乎增加一倍。现在正在出多卷本苏共党史。”苏联“修正主义理论战线反华队伍中，以历史学界最为有劲。以东方学、汉学为基础。去年4月3日苏斯洛夫报告后，史学界立即开始，齐赫文斯基作报告，配合紧密，以学术面目出现，苏联其他战线反华，也从历史学界取得炮弹，史学界是反华重点，有一支队伍”。(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