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思想、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国文教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思想界、教育界围绕国文教学的改革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涉及国文与中学、国文与西学、国文与国运等诸多问题。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及社会各方面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在这场大讨论中，不断调整国文教学的思路，在中西新旧之间穿行，最终走出了一条融会中西的新路。① 一 清华的国文教学始于清华学堂时期。清华学堂成立时，国文课程已经草就，高等、中等两科均设有“国文”课。“学堂”改称“学校”之后，国文类课程又有增加，高等科必修科目有修身、国文、修辞作论、通史等，中等科有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②当时的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其课程设置和教授方法均刻意模仿美国，以便学生毕业后能直接升入美国大学，所以学校和学生对国文课程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学生“班下自修，孜孜竟日，尽横行字。读国文者十无一焉。即就班上言之，讲西学则群侧耳以听，握管以记，竞竞然惟恐其一字一语之或遗也。及讲国文，则教者谆谆，听者藐藐。谈笑者有之，戏谑者有之，读他书而阅小说者，亦无不有之。其隐几而卧者，犹不失为好学生也”。③社会上因此对清华学生的国文程度多有讥讽，对清华学校当局也多有责难，④改良清华国文教学的呼声由是而起。 清华学生对于国文的重要性，实际上有很强烈的自觉。他们认为，一国的文字为一国命脉所系，国文兴则国兴，国文亡则国亡。1916年，闻一多曾撰文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⑤这种认识与当时许多新派人物的看法有很大的距离。一些趋新的人士常常认为中国所最急需者为科学，国文非所急，更有甚者，认为传统国文实有碍新思想的输入和新国民的培养，⑥国文因此常被置于次要的地位。一些外人也宣称中国文字太复杂，不利于西学的传播和普及，除非简化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否则中国很难真正走上一条进步的道路。⑦这实际上将国文与西学、国文与科学立于绝对对立的地位。对于科学与国文的关系，清华学生更多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通性和互补性。罗隆基指出：“国文者，保国者也。科学者，强国者也。有国文无科学，国存而国弱。有科学无国文，国强而国亡。重国文不重科学，中国终于今日之中国。重科学不重国文，中国非为中国之中国。”⑧陈裕祺也认为科学与国文可以交相为用，他说：“科学物也，国文为之车。车无物则无所用，物无车则奚以行。科学之用愈大，国文之用愈广，安有国文之非所急也。”⑨他并引日本广译西书致国富强为例，说明国文与科学同样重要。尽管如此，当时大多数的清华学生对国文存有轻视之心，对于外界关于国文程度不高之类的批评，清华学生也都自认不讳。如何改善国文教学，提高国文程度，就成了学生和校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改善国文教学，提高国文程度，其实自清末兴学堂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及。那时谈教育者，“辄鳃鳃然虑曰，学堂中之国文，日益退步也”。⑩民国建立后，“挽救国文”的呼声日渐高涨。论者或以学校重科学而轻国文为国文衰败的主要原因，(11)或以教师“教授不良”为症结所在，(12)因此，改良国文的办法，一则让学校重视国文教学，二则改革国文教学方法。清华学生的议论大体也没能超出这个范围；但在谈及具体的改革措施时，清华学生表现出很强的“实用主义”倾向。罗隆基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说：“清华学生之国文，所以求物质之实用耳。唯其实用，则清华之国文，非专科的，乃普通的。非美术的，乃简明的。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苟能达心意，明事情，则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者，非吾学生志也。”他所说的实用的文字包括翻译文字、记述文字、说理文字、交际文字。翻译文字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清华学生，无论留学与否，其负介绍欧美知识之责任于中国者无疑”，而后三项则纯是将来工作和生活所需。(13)至于国文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罗隆基也提出了“实用”的主张，他说：“学生之国文，主性的而非奴性的，实用的而非美术的。教授者当以主性为标准，不当以专门为标准。当以实用为标准，不当以美术为标准。”既以实用为标准，他主张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国文课程，“若夫阅书文学史法制史之类，在今日清华，不过铺张门面之类耳，有裨益于学生，盖已寡也”。(14) 清华国文课程的改革，实际上自1913年周诒春长校之后就已经开始。周诒春推行“完全人格教育”，对国文的重要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深知清华学生留美后，担负着介绍中国文化的责任，因此他嘱咐即将留美的同学“行箧中宜多携国文书籍”。(15)在他担任校长期间，清华国文课程曾经两度改革。自1914年下学期始，中等科于原有之修身、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增加修辞、作文、习字、说文、文学源流、法制史、阅书。高等科于原有之修身、国文外，增加说文、作文、阅书，并提高了原有课程的学时。1917年国学课程再次修订，高等、中等两科皆去说文，高等科加文学史、伦理学史，以讲文代替国文，其余皆仍前。(16)此外，周诒春还主张所有的教员，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籍的，新的还是旧的，都应该一视同仁。教师应该用中文作为教学语言，他认为这是将来学术独立的关键所在，只要是用英语或任何其他外国语言授课，学生的思想是不自然的，总像罩有一件外国衣服似的。他鼓励归国留学生编写中文教科书，用中文教学，以便学生就能用一种中国的方式吸收西学，并通过这种方法，及时把西方的知识“中土化”，从而使中国逐渐发展出一种其自身的现代知识。(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