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3)02-0156-05 张闻天1959年7月21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同时，这篇发言又是用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党内民主的篇章。张闻天以这篇发言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提供了有关党内民主的颠扑不破的理论，树立了为争取党内民主而奋斗的榜样。 可是，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却因为这篇发言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他被指责为同彭德怀“武文合璧”进行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庐山回到北京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追逼交代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虽然还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可贵的是，张闻天并没有就此消极遁世，他再三要求做一点工作。1960年11月，张闻天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没有任何职权的“特约研究员”。他十分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依然竭忠尽智，克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继续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时，正是“反右倾、鼓干劲”招致失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的时期。张闻天在1961年至1962年间，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还把目光投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物价问题上。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在香山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孙冶方主编)审稿会，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和以“读书笔记”为名的论文，并到苏、沪、浙、湘三省一市作两个月调查，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深化和发展了庐山发言的思想。 针对当时思想、理论上的种种错误观点和糊涂认识，张闻天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精辟见解。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有独立经济形态的阶段，不能跳跃；它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不同的小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统一”，把它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僵化不变的东西，看做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按劳分配是自觉劳动的分配原则，它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和平均主义的有力武器；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剩余产品和产值，没有盈利，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等等。①这些观点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张闻天强调人们认识客观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的极端重要性。他在一篇笔记中提出：“现在应该研究在社会主义下价值的表现形态及其作用。”针对我国经济学界对价值规律的种种误解、曲解，张闻天指出：“关于价值规律的防止、限制和提高警惕等说法，表示人们还不能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因而在这个规律的自然作用前面表示恐惧。”并说：“当一个规律(价值规律在内)被认识以后，它就不但不能起破坏作用，而且可以很好的为人们所利用，造福于人类。”针对当时我国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只要完成任务，就不计一切，不计代价”、“价值观念非常薄弱”的状况，张闻天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利用价值规律，要算“经济账”，“不能靠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或单纯的政治考虑”。[1]张闻天由此进一步指出经济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同时使用时却又照搬原来的意义，而不去指明旧形式下的新内容”。他毫不含糊地指明：“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社会生产的共同性；再者，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不只是表现生产关系，而且也表现生产力，是从两者统一中来表现的。张闻天还从方法论上指出种种机械的、片面的观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原因：“人们由于强调阶级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应该看到：“社会有不同的特殊阶段，但它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统一的运动。它们不是绝对隔离着的，而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要“学而不套”，深刻学习、充分利用而不硬套；另一方面要系统研究党的政策，掌握材料，全面理解；再一方面要以中国为背景，吸收他国经验。②张闻天的这些卓越见解，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是深远的。 1962年7月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集市贸易的调研报告[2]554-563，是张闻天对流通问题的理论同具体经济政策的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他主张在市场和物价问题上突破人为的限制和障碍，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他建议对集市贸易放宽政策，扩大范围，允许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允许集市贸易超出本地区范围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允许农民有在完成交售任务后按市场价格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油棉)的权利，国家的工业品除配给者外，也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张闻天还谈到了集市贸易发展的方向问题，认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自由市场”、“自由价格”就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这里重要之点是“掌握好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国家在集市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及时调整。可惜的是，这份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工农联盟的报告没有得到重视，后来还被诬蔑为“复辟修正主义的黑纲领”而遭到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