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3)03-0119-10 1926年6月，著名报人胡政之在一篇政论中略带文学性地描述：“中国政治，诡幻神奇，为世界之冠。最近之错综复杂，尤极十五年之大观。军阀、官僚、政客胥为命运所颠倒，不知不觉中受政治的万钧烘炉之锻炼，几乎无一人不焦头烂额以去”。①上世纪80年代，原为奉系郭松龄属下将领的魏益三也把1926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② 胡政之和魏益三的描述主要落实到当时中国的军政格局方面，实际上，他们的论断同样适用于思想文化领域。以1926年为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当时居住在北京的知识群体③ 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迫离京南下，形成了一场颇具声势的迁移潮流。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预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崭新时代已经来临。 一、1920年代上半期北京国立高校的经济困境 进入民国之后，北京的国立高等教育虽然有了比较快速的发展，但一直受困于多种阻碍，其中经费问题尤为明显。由于中央财政状况一直不佳，在政府有限的收入中，军费所占比重过大，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严重失衡，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可想而知。即便如此，本已十分微薄的教育经费时时还被挪作他用，主要依靠教育部财政拨款的北京国立高校难以为继，拖欠教员薪水成为常态，学界风潮频发。 对于北京国立八校④而言，经费困难是普遍性问题，经费筹措是头等大事，“最高学府”北大亦不例外。1920年秋季开学，代理校务的蒋梦麟向全校师生介绍情况，由于政府拨款不及时，校内一些开销只能靠赊账，如果“长久不付钱，下次就赊不动”，仅有的可怜经费也只能投到最紧迫的领域，“譬如电灯、电话、自来水，不能欠钱太多，欠了太多，电和水就不来了，电话也要叫不通了”。临近中秋节，他甚至因躲避建筑公司的欠款而逃到了西山。⑤北大校长竟有如此狼狈之举，确因迫不得已。对于许多校长而言，日常奔波仅达到最低限度的“维持”而已，校长职位成为许多人不愿触碰的烫手山芋。后来有一篇评论将教育家比作“撑持门面的寡妇”，“明明知道现在的教育不过是在敷衍，却舍不得一下就松了手断了气，总还以为好日子在后头哩”。⑥ 1921年3月，因三个月未领到薪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决定集体罢课，此举引发其他几所国立高校的效仿，其中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最为迅速。3月中旬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马叙伦任主席的“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并向政府提出了解决方案。4月初，因索薪无果，八校教职员宣布总辞职。在此压力之下，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表示部分同意“联席会议”的请求，但最终并未履行承诺。6月3日，八校部分教职员联合一些学生至总统府新华门前请愿，期间与守卫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即“六三事件”(也称“新华门事件”)。⑦关于此次事件的是是非非，当事双方的叙述可谓完全相反，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北京学界因经费问题引发的动荡与混乱情形。 如果说“六三事件”还是高校教职员的集体行为，1922年秋季开学之前北京国立八校校长的集体辞职，根本原因仍然源于经费问题，他们在上交的辞呈中明确表示：“窃近年以来，教育经费支绌异常，校长等力所能及，无不竭力维持，兹以开学在即，不名一钱，匪特教职员受经济上之压迫，生活不能自由，即学校行政亦复受影响，几于停顿。国家财政困难，校长等未尝不深切顾虑，无如积欠已在五个月以上，实无法以应付。”⑧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校长不仅无法安抚教师的情绪，反而与教育部直接对抗，可见北京的国立教育已经举步维艰。 对于这一时期北京国立各校的经济状况而言，浏览报章标题即可见一斑。以1923年北京《晨报》为例，连续有诸如“京师教育势将完全停顿”、“教育部名存实亡”、“八校已陷入绝境”、“八校危在旦夕”、“国立八校已无法维持，数万青年失学”以及“国立八校已有五校关门”等报道出现。1925～1926年的《现代评论》继续不断出现“北京国立教育破产吗”、“教育经费的治标方法”、“教育部与教育经费”、“所望于学校经费略有着落以后”、“北京国立几校的前途”、“国立九校到底怎么办呢?”等类似消息。《教育杂志》同样刊登出“啼饥号寒之京华大学教育”、“北京国立九校之风雨飘摇” 等文章。1925年阴历年关将近，对于北京国立八校而言，经济状况更显紧急，《申报》报道：“所有债主，陆续而至。教职员个人方面，大多数亦俱以薪水积欠过巨，典质一空，不克维持其生活。……事实上，学校暨个人两方面，已到山穷水尽之际，负债累累，至少非有一个月之经费，不能应付。”⑨即便如胡适这样薪水丰厚、声望颇高的学界名流，也曾因为欠薪导致生活上一度出现困难。 进入1926年之后，北京高校经费紧张的局面没有任何缓解迹象，反而比以往更加严重，被舆论形容为“奄奄一息”，接近“破产边缘”，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学生的前途。《晨报》语气悲观，几至令人绝望：“乃者国立九校经费奇绌，积欠累年，危象迭生，深抱悲观。教员则忍饥授课，职员则枵腹从公。精力耗于校务，苦无点金之术；市肆困于久赊，莫观乞未之帖。借贷万难，蒿目滋惊，君子固穷，凄其伤矣。甚至雇佣欠赀，校役啼饥，购物无钱，纸墨告罄，此则同人等瞻顾现状，深为危惧者也。”⑩ 国立各校在每年寒暑假结束之时多因无法按时开学而处境尴尬。1926年暑假，北大传出因日常维护经费短缺无法按期开学之事，甚至因无力支付自来水费险些被切断水源，最高学府落入如此境地，《现代评论》感叹“这是何等悲惨的现象！”(11)《国闻周报》记者听闻北大因拖欠煤钱而差点被法院封门，称“实在是丢国家的体面”。(12)上海《民国日报》则调侃道：“学校穷到这般田地，不是富翁，当不得校长，如果蔡(元培)氏要去，非得要先赶紧筹这笔煤费不可。否则，人在津浦车上，学校倒封了门了”。(13)实际情况是，北大直至这年10月中旬才勉强开学，11月中旬才正式上课，但已无力印刷讲义，教室内部甚至无法生火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