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简称“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的经济计划。它的编制工作，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经过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四年多(1951年2月开始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采取“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并最终付诸于实施的。在编制过程中，最初设定的1952年“一五”计划草案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比1955年“一五”计划草案正式通过时的经济增长指标高了许多，表现出了“先高后缓”的趋势，反映在经济增长指标中最为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和建设投资总额①。 通常来讲，对于特定时期内经济速度的设定则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本国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综合、客观衡量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应当经过系统的论证和考察，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一个国际因素，即苏联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新中国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倾向全面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毫无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和建设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选择依靠苏联的帮助，听取苏联的意见，选择苏联模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一五”计划中经济速度设定中的“先高后缓”的趋势与苏联的影响分不开的。本文拟通过对已刊布的档案资料的梳理，勾勒出苏联对于“一五”计划经济指标设定的影响路径，对这一影响路径做一浅显的探讨和分析。 一、指标的高速度：苏联“高速度”建设经验的间接影响 建国初期，苏联高速度建设经验给毛泽东与经济决策者们在制定经济速度上的启发与参考。从苏联立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三十年间，在国际上，苏联始终处于被敌对力量封锁和包围的孤岛状态，维护政权的生存始终是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严峻的国际环境使苏联不得不实行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战略。早在1917年，列宁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建设方面的“赶超”思想，他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发达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②列宁逝世后，基于对苏联的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局势的考量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态势的分析，斯大林把加速发展战略确定为苏联的国家总战略。他认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击败敌人的进攻。为了积聚这种力量，在内部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加速发展自己。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论战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绝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③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和优点就是社会主义是高速度的，他说：“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④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将“赶超”思想付诸于实践，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全国的资源全力实现工业化，使苏联仅用十多年时间就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成就是巨大的。二战前，苏联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按西方的最低估计也达到9％(1928-1940)，远远超过美国的5.15％(1869-1899)、德国的4.14％(1870-1913)、日本的6.19％(1905-1930)，开创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纪录⑤。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早在建国前谈及道：“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⑥前有列宁的教导，后有斯大林的示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便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制定经济建设时潜意识的考虑。周恩来在1952年8月，也就是访问苏联前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和《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中把工业建设的速度，设定为每年递增20％⑦。根据宋劭文回忆：“在编制‘一五’计划初期，中财委根据测算结果，曾提出工业的发展速度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为宜。赴苏谈判前，富春同志把它改为百分之二十点四。”这一发展速度和指标的设定是为了出访苏联，听取苏联意见和争取苏联援助做的准备。因此，在“一五”计划制定初期，中国领导人在设定的“一五”计划经济发展速度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以及所受到的影响来源就是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高速度，这种苏联因素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间接的影响。 二、指标的高速度：驻苏大使张闻天的间接影响 在“一五”计划的制定时期，与苏联最直接接触的是在第一线进行工作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张闻天担任驻苏大使的几年，正值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张闻天处于同苏联接触的第一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一五”计划经济速度的设定。 1951年4月15日，张闻天接替王稼祥就任驻苏大使。此时，苏联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担任驻苏大使起，张闻天就积极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以此作为国内经济建设的借鉴。张闻天分别于1952年三次致信党中央，提出了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识、意见和建议。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编制，如何实现工业化尚在酝酿之中，在信中，对于经济速度的问题上，张闻天对我们国家能够“迎头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满怀信心，认为“我们完全有把握以较快的速度来实行我们的工业化”。同时，他又提出“稳步前进”思想，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能离开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离开了各种条件而要加快工业化“是一种急性病”⑧。建国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工业化的速度问题是中央最高领导者集中思考和研究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心问题。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要求在五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⑨在张闻天的来信中，除改造与扩大在东北的“鞍钢”之外，必须立即在西北开始建立第二个钢铁中心，并准备在西南或中原方面建设第三个钢铁中心，而且必须严格的规定每年建设的计划程度及完成的时间，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拖延。建立一个钢铁中心，需要很多时间，每一年的推迟，都会很大的影响到我国工业化的速度⑩。张闻天的来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接到张闻天的来信后，将他的信送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并于1952年2月8日复电张闻天，“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以及许多具体意见都是很好的，我们正在为此方向努力”，具体问题“将由陈云同志详细函复”。刘少奇在周恩来的复电稿上批示：“关于工业化问题，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11)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圈阅并认可了周总理的复电。 1952年3月19日，中财委向毛泽东提交了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地区分布问题的报告。在其中指出：“鉴于钢铁工业在国家工业化中的重要性，在第一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鞍钢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全国力量如期完成，以奠定全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除此以外，为了改变我国钢铁工业的落后状态，于八年之内达到年产五百万至六百万吨钢，于十二三年之后达到一千二百万吨钢，有必要进行第二个大钢铁厂的建设。从经济上、国防上考虑，第二个钢厂以放在大冶为宜。”(12)报告的主题与张闻天来信的基本建议和精神基本一致。应该说，张闻天在“一五”计划编制初期同样间接地把苏联因素作用到了经济速度的设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