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87(2013)-02-0001-25 引言：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留下的问题 最近七八年间(2004-2012)，笔者为了研究黄天道，曾多次到河北省万全县进行历史调查，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热心桑梓的当地学者追问：为什么要研究黄天道？或者，万全黄天道，在全国(同类的民间宗教中)算得上第几？这些关于“学术价值”和“排名”的问题，包含当下“文化活县”经济战略背景下的某种考虑，①但无疑也是一种对乡土文化资源的珍视和推崇。不过，回答起来，着实令人犯难。好在李世瑜先生1948年出版的《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第一章就是“黄天道”。该书是中国学者研究秘密宗教的拓荒之作，因此按着这种“排序”，黄天道自然是“第一”。 黄天道被学术界“发现”是个“意外”。李世瑜从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时，因在赵邦贤先生指导下，出色完成了调查平津一带一贯道、在理教、圣贤道、理门的论文，被保送辅大人类学研究院。1947年夏天，他随导师贺登崧(Willem A.Grootaers，C.I.C.M)在宣化、万全一带调查庙宇、宗教、民俗、语言、史地。②实地调查中，有关“普明”的神明崇拜，引起了李世瑜的注意。最初，他发现当地人俗称的“普明爷爷”一家五口的崇拜，是附着在县城和万全西南部的各个村庙里面的。后来得知普明的祖庙，在本县东北的膳房堡，便向北进入山区，直奔长城脚下的膳房堡。堡城迤西的大庙，就是黄天道的普佛寺。但直到折回万全南部的张贵屯，他才意识到普明崇拜的宗教意义。这里的普佛殿，在三官殿旁边，里面五尊塑像，与普明奶奶和家人在一起的，是头戴粉红色莲花冠的一尊大肚弥勒佛像：显然，普明在黄天道内，就是弥勒佛的化身。③李世瑜有研究一贯道等道门的经验，明白“弥勒佛”在秘密道门中，意味着“当来佛”和“救世主”。万全的黄天道，创自明中叶，清乾隆年间，因牵连涉案，又在寺中查出“逆词”，被官方下令摧毁。光绪初年，黄天道再度复兴。直至李世瑜调查的时候，仍在当时贫困、衰败、濒临破产的乡村世界里顽强生存。发现这样一个有“历史”的黄天道，与城市里活跃着的一贯道等道门在教理上有很多一致性，让他感到兴奋。④ 黄天道调查取得重要发现，也留下不少疑问。李世瑜已经注意到，他收集的资料，彼此间存在不少“矛盾”：黄天道的中心在膳房堡大庙。但据《万全县志》载，庙里不只有黄天道，还有“明、黄二会”争寺。争执不下，后由十八村轮流经管。明、黄二会究系何指？因何争庙？十八村又何以接管？另外，黄天道的某些寺庙，主张自身有不同的来源，似乎并不赞同膳房堡的中心地位。李世瑜发现，赵家梁村普佛寺的碑文上，“所说的黄天道，好像和膳房堡全无关联”。而庙主赵尔理与李的谈话，也似乎“是有意的要和膳房堡脱离关系”。⑤当时黄天道尚在“秘密”状态，这些问题又涉及当地宗教社会的很多细节，绝不是一次调查可以解决。李也表示，“因为再无其他材料，所以不便再加以研究。”⑥ 《现在华北秘密宗教》还记述黄天道之外的一贯道、皈一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三个道门。但李世瑜收集的材料，还涉及其他10个类似组织，即理教、蓝卍字会道院、黄卍字会道院、世界红卍字会道院、道德社、悟善社、同善社、救世新教、圣贤道、九宫道。⑦其中理教、蓝卍字会、黄卍字会和世界红卍字会，对外以慈善活动为主，社会上由上层人士主持，流于半秘密，秘密宗教性质已经丧失。道德社类似蓝卍字会，而且没有收集到丰富的材料；而悟善社、同善社、救世新教，均活跃于民国十年(1921)前后，不属于“现在”，只好暂时割爱。⑧李世瑜的这种分类法，有其时代特点，但同时也是来源于实践的深刻观察。黄天道，这个当时已经有400年以上历史的道门，仍旧在其创教之地的乡村里有传播，与一贯道等总部设在城市里“新兴道门”相比，也许更能够展示出民间秘密宗教的生命力和历史命运。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对于上述道门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并未特别予以关注。⑨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中国学界才开始从“秘密社会史”的“秘密宗教”研究中，重新开始对这些“道门”的探索。从1995年杜赞奇(Prajensit Duara)批判学术界忽视近代中国“救度团体”(redemptive societies，即上述李世瑜关注的各个道门)的历史研究起，近年来，民国时期的“救度团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⑩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最早关于救度团体的研究与反思，主要是针对城市化背景下兴起的“新兴道门”展开的。人类学家焦大卫(David Jordan)(11)、孔迈隆(Myron Cohen)(12)、桑格瑞(Steven Sangren)(13)、王斯福(Stephen Feuchtwang)(14)、魏勒(Robert Weller)(15)等人所做的田野工作，都是围绕先天道系统，特别是一贯道的斋堂开展的。上述人类学家的观察和分析，倾向于把“道门”从传统中国宗教环境中“异化”出来。传统史学著作中，从秘密宗教到“农民革命运动”的单线性话语，被不少社会科学理论解读为“结构性”的冲突：道门从仪式、组织、宇宙观到救赎方式，都被看做中国宗教的“异数”和“他者”，因此冲突不可避免。尽管近年来的实地调查研究，已经注意到道门与乡村社会宗教传统的同质性，(16)但整体上来说，研究者还是倾向认为，这类团体与中国宗教的佛、道教传统、村社、香社、行会、宗族等宗教性活动的组织形式，存在结构性的差异。(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