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关于魏晋文论的形成，一般认为从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代(公元196－220年)为起点，肇始于建安文学的繁荣与曹丕《典论·论文》的诞生。对于此前的东汉桓帝刘志(公元147－167年)、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时期的士人活动，研究者往往由于文学与史学学科的各自为政，关注很少。这样，魏晋文学的形成往往人为地与东汉末期的历史相分离，成为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与历史学的建安年代概念有所不同，建安文学一般被纳入魏晋文学范畴，这虽然顾及了文学史与历史研究的不同，有利于对于建安文学的把握，但客观上也人为割裂了建安作为东汉末年汉献帝年号的特定历史阶段与东汉末年历史演变的自然联系，将建安文学从整个东汉后期的历史中分离出去，从而造成研究上的偏颇。魏晋“文的自觉”往往被解释成一种文学自身的变迁。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便可以发现，自东汉末年桓帝与灵帝时期以来的士人问题与魏晋文学的自觉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魏晋文学与文论的精神蕴涵，正是在东汉末年的连绵不断的士人活动氛围中形成的，是士人阶层浴火重生的产物。本文通过代表性的事件与人物，对当时纷繁万状的士人问题与文学批评作一些讨论，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普遍性的蕴涵与价值，同时对于颇具争议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进一步的讨论意见。 一、东汉末年士人问题与批评风气 东汉末年士人问题的凸显，是东汉末年桓、灵时期的特殊政治局势造成的，它直接促成了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 中国自周秦时代开始，实行的是世卿世禄与分封相结合的制度，与之相匹配的则是礼乐制度。士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处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后的最下层，大都为从事文化的职官。士的一般含义，是指具有文化知识与技能的贵族最下层人物，士的代表人物：如道家的老子出自史官，儒家则出自掌管教化的司徒之官，史官主张审时度势，儒家更强调士的道德精神信仰。随着后世儒士的主流化，“士志于道”与“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成为士的基本价值内涵。①西汉时代，汉武帝正式设立五经博士，采用察举与征辟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收罗人才，通过经学对策，使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朱买臣等普通士人脱颖而出，崭露头角。但是许多士人通经只是为了拾取青紫，等到西汉末年王莽复辟，就连扬雄、刘歆那样的硕儒，也与王莽复辟有染。所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比较西汉与东汉的士风，批评西汉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1](P752)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之后，与高祖刘邦选拔官僚的重要差异，就是不再将经学修养与实际行为相分离，而是紧紧结合在一起。迄至东汉桓灵两帝时期，是所谓“主荒政谬”时代，昏君与宦官中的奸恶之徒互相勾结、狼狈为奸②，迫害正直士人与官僚，而士人的人格精神也高扬一时。翻检史籍，可以发现，东汉末年的士人与西汉相比，有着几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1)传统的士大夫主体意识明显加强了，士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如《后汉书》卷66《陈蕃传》记载，东汉党人领袖人物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陈蕃在东汉末年与李膺齐名，是一位由士人进入官僚阶层的人物，以刚直义烈著称，志在扫除天下浊秽。后在党锢之祸中被宦官所害。《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记载，范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及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范滂后来也被宦官所害，其悲壮情节令世人感叹。这些人物立足于汉末政治斗争中，不畏险阻，舍生取义，时人对于他们的品评，着眼于现实情境，与西汉时对于士人的品评注重经学不同。《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汝南陈仲举，颍川李元礼二人，共论其功德，不能定先后。蔡伯喈评之曰：‘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仲举遂在三君之下，元礼居八俊之上。”[2](P499)由于汉末士人精英敢于犯上摄下，不畏强横，以生命来印证儒学，影响到当时的社会风气。使西汉以来士人追求经明行修的志向转变为立足于现实抗争的人格精神。 (2)汉末士人身上表现出一种将儒学纲常宗教化的倾向，它激励着士人的人格精神与审美境界相通。孔子说：“里仁为美。”③孟子说：“充实之谓美。”④自先秦以来，孔孟与老庄强调人格之美，并且作为文艺批评的内容。汉末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品评，不仅推崇人物的道德学识，而且欣赏人格魅力，具备审美之价值。《后汉书》卷67《党锢列传》评论：“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陀，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李膺等人物以风教与人格为士人所重。《后汉书》卷68《郭太传》还记载：“(郭太)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将汉末名士与魏晋名士列在一起，加以记载与赏鉴，许多用语直接用在魏晋名士嵇康与阮籍身上，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汉末士人问题的激化，是东汉各种矛盾直接爆发的结果。东汉桓帝刘志与灵帝刘宏昏庸无能，重用宦官，迫害士人，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但起因又很复杂，东汉后期，皇帝即位时往往年幼，而由外戚秉政，皇帝长大后又不甘心受制于外戚，于是不得不用宦官诛杀外戚，事成后大肆封赏中常侍，于是宦官得以操控朝政。对于朝中的士大夫与官僚来说，他们自然不会忍受宦官的肆虐，于是一场官僚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在所难免。汉末士人活动遂与党锢之祸无可避免地联系起来，从而具有更加惨烈的色彩与悲剧冲突的意蕴，浸染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依汉末党锢之祸中的士人表现，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