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尴尬 谢奕秋（《南风窗》杂志社）/《南风窗》，2013.16.36~38 微博的风头，现已被移动互联时代的宠儿微信掠去；微博的人气，也在各种客户端的竞争和小品牌广告的轰炸下日渐流失。但微博作为Web 2.0时代的翘楚，仍然是中国社会自组织化进程中不可多得的标杆。关心微博的命运，即是在眷顾我们自己的言说空间。 做生意做成了公共舆论平台的新浪微博已承载太多期待。而事实上，前些年只是唱衰传统媒体，如今就连新媒体的代表微博也被看衰。看衰微博，一大原因是没能找到好的商业模式。代发代转广告帖是最容易想到的变现方式，但在微博营销风生水起时，主导权却不在新浪公司手里，而是被一批主推段子、语录、美图的草根营销大号控制着。进入2012年后，迫于赢利压力，新浪当家人曹国伟决意清理那些“吃独食”的草根大号，迫使它们减少广告帖的发布频率或同意与新浪分成。管制行动还包括打击内容剽窃、黄段子等，一批内容粗制滥造、闷头赚钱的草根大号就此消亡。 进入2013年，整个微博行业都受到微信的威胁。微博在PC端更好用，而微信一出生就绑定智能手机。此外，微信平台容纳了100多万个公众号，尽管同一账号的陌生订户间不能互动，但这却有私密传播的好处。按计划，微信5.0版本将进一步限制公众号推送频率，同时鼓励企业号完善客服应用。公众号地位被降格，固然有损其信息的即时到达率，却有助于用户订阅更多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平台对新浪微博的抽血效应并没有削弱。这是微信在以退为进，有限媒体化。 若没有更有力的政治、经济、技术支撑，微博这个中国最主要的舆论平台也会衰落下去。但社交媒体本身，呼应了中国市民群体对自组织化和自由言说的先验渴望，应会通过市场竞争进化，并以愈挫愈勇的姿态去赢得改变这个社会的力量。 媒介生态学视域下我国电视服务“三农”的现状与重构 陈旭鑫（江西农业大学）/《河南社会科学》，2013.5.81~87 在现有的农业电视新闻节目中，政府以绝对的话语优势成为“三农”的主要代言人，农民话语大多只是政府话语的延伸，即对政府政策效果的验证，或对社会力量帮扶和救助的感谢、感叹。在新闻媒体中对“三农”问题提建议和意见者，大都是政府官员、记者、社会学者和专家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和个人，普通农民的利益被代言、被遮蔽的现象十分突出。 当前我国多数农业电视新闻还存在着报道主题、报道地域和报道倾向三大层面的失衡。在报道主题上，过分偏重经济，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农民在政治、文化、教育、医疗、生态环境等其他方面的利益诉求，不符合“三农”的实际，也与近年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要求脱节。在报道地域上，取近舍远、嫌贫爱富。全国性的农业电视新闻报道所涉及的地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并形成了“东部突出，西部翘尾，中部塌陷”的态势。地方性的农业电视新闻则主要集中在交通较便捷、距中心城区较近的乡村。在报道倾向上，充斥着自上而下的单向式、印证式传播，缺乏普通农民话语反馈。大量农业电视新闻呈现正面肯定为主、中性客观报道为辅、批评监督和警示性报道明显不足的特征，未能很好地履行新闻媒体作为环境监测者的社会职责。报道倾向上的单一性，还突出表现在国内农业电视新闻对某些涉及农民重大利益事件的集体不作为，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新闻事件中，农业电视新闻的集体失语。 深度报道为何没有深度 ——从新闻专业主义看当前深度报道的不良倾向 薛国林，彭雪蕾（暨南大学）/《新闻与写作》，2013.8.23~25 深度报道通常是大跨度、广辐射，涉及大量新闻事实和背景材料，但这并不意味大量材料的无规则堆砌，也不是有闻必录、面面俱到，而是根据一定的主旨思想来取舍能够支撑既定观点的材料。然而，当下深度报道出现了报道模式过于僵化，限制创造性的发挥的不良倾向。 深度报道通常包括事实过程、背景资料、原因分析、意义阐述、前景预测、经验总结等具体内容，其实质在于挖掘新闻事件与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复合体”。庞杂的材料之间需要一根主线串联，不能简单地堆砌，在确保事实材料真实的前提下适当地做减法，将那些不能恰当表达主题的事实果断去除，这是选材过程。此外，将能够表达主题的材料有层次地组织起来，按照受众的阅读习惯和心理习惯逐层深入，这是逻辑过程。 报纸上的“大块头”新闻不少见，美其名曰深度报道，这些篇幅够大，文字够长，版面够突出的报道，很多只是事件的叙述和数字材料的罗列，缺乏观点的提炼和富有见地的分析。似乎一谈及深度报道，立马可以从原因分析、背景交代、前景预测几大块做文章，犹如豆腐块，模式化严重。旁征博引的知识、错综复杂的背景、扑朔迷离的情节杂糅在一起，缺乏主线，更没有区分开明显的层次。很多占了很大篇幅的报道也从“现象”入手、分析“原因”、给出“建议”等方面来写，但这种流于表面的铺陈和材料堆积的报道不能称为深度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