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3)04-0081-07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自由的论述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即认为新闻自由是阶级的范畴，没有超阶级的普遍的新闻自由；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也就是说，新闻自由是目的也是手段，并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①。但最近随着重庆《新华日报》(以下简称《新华日报》)上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自由文章的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引发了学界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新闻自由理念与实践的讨论。本文要探讨的是，《新华日报》发表这些言论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在新闻传播史的时空语境下，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这些言论？ 确切地说，“新闻自由”最初提出时，仅仅关乎新闻采访、写作、传播等业务领域，和思想、政治关系不大。1944年4月，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等国新闻界的“恶意宣传”对世界和平所造成的危害，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和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分别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世界范围内发起新闻自由运动，将新闻自由的条款写进战后缔结的国际和平条约中，其重要内容包括：“第一，一切消息，要公开的任各报社采访；第二，一切电讯工具要平等的让各记者使用；第三，对于新闻之传递，官方的约束，要减低到最小限度；第四，各种消息来源，各报纸均得采用。”这一提议立刻引起美国国内业界、学界和政界的积极正面反应。从这个背景看，“新闻自由”的提出者更愿意强调新闻业务领域，包括新闻采访、工具使用、发布传播等方面的自由。而新闻自由运动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具体，包括消除“恶意宣传”、防止“秘密外交”、消除“国际误会”、形成“国际意识”，有效保证“国际舆论制裁”②。 因此，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内涵和目的非常明确，与以往的言论、出版自由概念中暗含的天赋人权等价值理性相比，新闻自由所暗示的解决问题的技术价值更为凸显，其业务特点更为明显。国际新闻自由运动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向世界各国推广③。从报道中看，美国新闻自由考察团代表先后到欧洲、印度、中国、苏联、日本等重要国家和地区进行游说，获得一些政府和政要的支持与赞同。中国报界及新闻学界也表示了支持，“新闻自由”四个字开始频繁出现于国内报刊之上。④ 但《新华日报》的关注点并不在这里。1945年3月底，美国新闻自由运动代表团的三位特使来到中国进行考察时，《新华日报》和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的报道立场、报道内容完全不一样。《新华日报》对这场运动的反应并不积极，像样点的文章是3月30日第2版发表的题为《新闻自由需要争取，希望中国报界努力参加运动》的“本报讯”，强调“斗争”在争取新闻自由中的重要性。文章写道：“他们(指代表团，笔者注)一致指出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等法西斯独裁者钳制言论新闻自由，危害世界和平平安，此次战争结束，必须消灭这种情况，才能保障安全和平；并强调新闻自由是斗争，不只是编辑们的斗争，而且是广大人民的斗争，如果没有不断的斗争，是不会成功的。”相较而言，国民党很多报纸对此有较多报道，如同日《中央日报》在第2版发表消息《美报界三代表，拜会王部长等，交换新闻自由意见》，以及社论《拥护新闻自由——迎美国同业代表团》，4月3日《扫荡报》发表马星野的《现阶段之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等文章，表示对新闻自由的欢迎。实际上，自1944年8月以来，国民党方面已经发表了多篇阐述新闻自由的文章，较系统地阐述了新闻自由运动的原因、目的，美国各界的反应和世界各国的响应，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和姿态。马星野引用美国代表团的话说，“我觉得代表团有几句忠告，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是新闻教育，“训练出能够负责尊重自由的记者”；第二是“报纸要同津贴分离，经济之独立是自由的第一条件”，“只有经济自足之报纸，其言论才受人尊敬”；第三，“写新闻最好勿夹杂着意见，意见更不可受政治偏见左右。中国有些报纸，新闻夹叙夹议是他们最看不顺眼的(他指重庆《新华日报》)”；第四，对于政治，“不必顾忌任何外来的侵略或内在之分裂，只要我们决心做政治改革工作，一点点的改革，为小百姓而努力之改革，比一切外交军事要紧”⑤。从《新华日报》和《扫荡报》引用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的讲话，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新华日报》强调斗争获得自由，而《扫荡报》更多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同时不忘顺便批评一下《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对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不甚关注，缘于国际新闻自由运动的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追求并不匹配，与《新华日报》对新闻自由的理解也有分歧。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新华日报》立足于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自由”，并没有顺着新闻自由运动中所提的内容进行报道和评论，更多时候仅仅是借用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继续进行言论自由和民主自由的争取。 《新华日报》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当局同意的在国统区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报。但因其中共喉舌的地位和功能，一直受到国民党的遏制，特别是重庆期间，《新华日报》遭受到更多的新闻检查和迫害。⑥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实行更为严厉的压制政策，民众对于民主自由的呼声升高。《新华日报》逐渐将报道重心从反法西斯和抗日宣传转向争取国内民主政治，批评国民党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报道大量增加，主要有以下几类内容： (一)世界各国取消新闻检查的报道 “二战”结束前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甚至战败的日、意等国，都纷纷取消新闻检查制度。《新华日报》资料研究室配备专门的编译人员，对此类外国新闻进行选登。尤其在1945年，《新华日报》对涉及言论自由的外国新闻进行了较多摘录转载，借这样的报道影射国民党政府的新闻统制，敦促国民党政府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二)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批评国民党新闻政策 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政策是《新华日报》关注的重点，这样既可以通过报道突出揭露其政策和规定的不合理之处，更可以将其政策与实践形成对照，起到批评国民党的作用。如1945年4月23日第3版《冒牌“言论自由”，实际文化管制，法令细于牛毛，俨然天罗地网》一文，对当局颁布图书杂志登记审查检查办法以外，对书店、印刷店也制定专门规则施行管制一事进行批评。 (三)报道国民党的“新闻检查” 战时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多个新闻检查机构，包括各地新闻检查所、战时新闻检查局、军委会特检处、中央及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主要对国统区出版的报纸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管理。其做法主要有：查禁出版物、关闭报纸、恐吓、捣毁报馆、迫害报人。《新华日报》对上述破坏言论自由的行为有较多报道。如1945年3月20日第3版《“中国农民”五卷一期，原稿被扣得太多，无法按期出版》；1946年8月至9月进行的“国民公报案”连续报道，跟踪关注该报馆被捣毁事件；再如1946年9月至11月对《新民报》记者曾梦生被法警扣押侮辱一案陆续发了10篇报道等。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