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3)07-0056-07 比较教育的危机不仅是身份危机，更是生存危机。危机的实质在于研究的层次和成果的水平不高，缺乏学科特色和独特价值，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研究方式与策略过于单一，大多数研究和成果采用的是文献综述的方式；另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者在研究活动中的文化理解意识淡薄，程度尚浅。正因如此，研究成果多数未能把握和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的本质。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比较教育研究丧失了文化理解的自觉和努力。比较教育本质上是基于文化理解的教育研究活动，“其本身就代表了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互相理解其教育体系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比较教育学产生和存在的合理基础之一”。[1]顾明远先生指出：“要想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教育，非了解和认识该国该民族的文化不可。”[2] 根据文化理解程度、研究方式及成果水平的不同，笔者认为，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划分为“四重境界”，即文献综述式——“入门级”、模型或理论指导式——“专家级”、数据挖掘式——“高深级”和融会贯通式——“大师级”。我们应该遵循这种循序渐进的路径，着力于研究方式的多元化和研究成果的高深化，以此推动比较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第一重境界：文献综述式——“入门级” 比较教育研究者总是通过一定的媒介来认识待研究的教育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者来讲，最重要且最现实的媒介应该是各种文献和统计资料。埃德蒙·金(Edmund King)就曾指出，比较教育最基本的任务和功能就在于搜集、筛选出一些特殊的知识和简介并为之增添分量，以便为热心研究各种不同背景中施行教育实践的人们提供信息，培养他们对事物的敏锐性。[3]因此，文献综述式可以被看作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第一重境界，亦即“入门级”。 (一)文献综述式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内涵 文献综述式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指从事比较教育的研究者通过对所搜集到的各类文献资料进行加工与组织，从而对研究的教育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提供信息和观点。在收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文献研究的初衷。由于研究者缺乏对文献资料背后所隐含的历史文化因素的自觉挖掘和把握，成果呈现往往以描述介绍为主。 (二)文献综述式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基本素养 提高研究资料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是任何社会科学领域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比较教育学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文献综述式比较教育研究者应具备以下基本素养。 1.搜集资料的能力。搜集资料是比较教育研究者最基本的能力。研究问题并非建造空中楼阁，而是要在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而分析和解决问题。马克思指出：“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纳为某种经验的事实。”[4]因此，对于比较教育研究者来讲，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更应该提高自身搜集资料的能力，保证资料内容的全面性、翔实性、代表性和可比性，不能仅仅满足于二手资料，甚或忽视资料的搜集而自说其话。 2.驾驭资料的能力。当面对众多的研究资料时，研究者需要具备较强的驾驭资料的能力。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完成资料的搜集工作后，还要根据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性质以及自身的研究目的，选取恰当的方法对资料进行筛选、组织、分类和描述，注意第一手资料、第二手资料以及辅助性资料之间的平衡，并且始终秉承科学的和客观的立场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三)文献综述式比较教育研究的特点 做文献综述的主要目的就是让研究者通过文献研究熟悉该研究领域，熟悉研究发展的脉络，然后在这个脉络上开展研究，把自己的研究植入知识发展的长河之中。[5]爱因斯坦说过：“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用的和深刻的理论果真是靠单纯思辨去发现的。”[6]可以说，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对于可靠的事实和材料的搜集这一基础之上。因此，文献综述式的研究理应成为“入门级”比较教育研究者的首选。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比较教育研究起步较晚，相当一部分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新方法知之甚少，并未达到深刻认识和熟练运用的程度，因而借助文献来进行研究是这一层次的研究者最常用的方式。另外，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经济方面的原因，导致许多比较教育研究者无法直接参与到研究对象国的现实情境中去研究问题，只能将研究建立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他们所提供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文献综述式的研究得出的关于发达国家教育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描述和评论。以我国为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国比较教育学者较为完备地介绍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并发挥其外语水平较高的优势，引进了许多新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这对提高我国的教育研究水平有不小的影响，在这方面比较教育学者功不可没。[7] (四)文献综述式比较教育研究的局限性 文献综述式的研究方法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作为任何社会学科的初级研究者不可或缺的主要研究手段，文献综述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常常为研究水平和主观意识所限，缺乏对于研究对象国文化氛围的切身感受。研究者仅仅从文献阅读中不能直观体会和深刻理解教育现象根植于其中的文化因素，所做研究难免有纸上谈兵之嫌。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事实的呈现或是一种材料的集合或是研究者个人经验层面的一种理解，甚至只是文本翻译，而没有凸显出研究者本人对于事实或材料背后的根源、实质和隐含意义的深度观察和剖析，因而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均受到严重局限。真正的介绍、翻译当然也需要有人去做，但如果大家都在做这种事情，情况就有点不妙了，因为在这过程中失落的正是对本国教育实践的关怀。[8]目前此类研究成果非常普遍的存在于比较教育研究中，并常常被讥讽为“外国情况+启示借鉴”的两张皮，致使人们误以为比较教育研究者只能停留在“入门级”的研究水平，从事肤浅的重复性工作，得出乏善可陈、毫无新意的结论。这是比较教育研究成果不被学界所承认的一个重要因素，并阻碍了比较教育研究向高深方向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