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中国教育科学

内容提要:

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是教育史学带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重要问题,近年来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分析比较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学科发展水平,提出了一种新的学科体系框架,即将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分为具体的教育史学研究与抽象的教育史学研究两大部分。具体的教育史学研究包括教育活动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研究,抽象的教育史学研究包括教育史学史、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和教育历史哲学研究。文章最后就如何加强教育史学学科建设,从学科定位与规划、理念更新、功能发挥、资源整合、研究重点、队伍建设、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建设等方面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3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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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是教育史学带有基础性和全局性的重要问题,它关系到教育史学的学科建设,关系到教育史学的功能发挥,关系到教育史学的未来发展,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数年前,郭娅教授与我曾发表《试论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一文①,在分析与研究以往多种相关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学科体系框架设想,即可根据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学科发展水平,将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分为具体的教育史学研究与抽象的教育史学研究两大块,具体的教育史学研究大致包括教育活动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研究,抽象的教育史学研究大致包括教育史学史、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和教育历史哲学研究。与之相应,教育史学研究涉及的有关方面都可在这个学科体系中找到各自的位置。文章发表后,得到了不少同行的认可,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我们觉得这是学术研究中十分正常的现象。本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我想借这次《中国教育科学》学术辑刊约稿的机会,在前文的基础上,再作适当补充,以引起大家的进一步关注,推动教育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一、学术界关于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的若干代表性观点

      学术界对于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的研究,可谓久矣。自教育史学学科建立之初,学者们就加以探讨。据目前所查到的,最早的可能是1905年在《教育世界》杂志连载其《中国教育史资料》的京师大学堂教习蒋黼。他在该书中虽未明言教育史学学科体系,但从其叙述对象来看,显然涉及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以及具体的教育活动。此后,曾草创并由柳诒徵协助辑补完成中国早期教育史著作《中国教育史》的黄绍箕,在其《采辑中国教育史长编略例》一文中提出,中国教育史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教育之制度事实”,一类是“关于教育之议论思想”,这或许可算是比较明确将教育史学学科分为教育制度史与教育思想史的先声。此后不少重要的教育史学家,也是按此观点开展自己的研究,并撰写了各种教育通史与专门史。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教育史学工作者的不断成长与成熟,随着教育学科的整体发展,人们对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的认识更为多样与丰富。冯品兰在他的《西洋教育史》中指出:“教育史就是从人类史中,把一部分教育活动的专门史,特别提示出来,作一个系统的记述,在教育史中,记述者:教育实际的嬗变、教育理论的源流、教育家的事迹。”从冯品兰的论述看,他强调的是“教育实际的嬗变”而非“教育制度的嬗变”,并未将“教育实际”与“教育制度”画等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觉以唯物主义史观开展教育史学研究、著有《教育史ABC》的杨贤江,对“教育史”的定义,更是作了与前人截然有别的阐述。在他看来,“教育史便是从叙述教育的事实及思想(即所谓实际与理论)之变迁发达为目的者”②。“故凡称为详尽的教育史书,必要对于教育事实之变迁发达分为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与教育制度法规等等,详为记载,再要对于教育的思想学说即所谓理论者,广为记录,或更加以评论。为此,有偏重前者,而即以教育史命名的;也有偏重后者,则以教育学史或教育学说史、教育思想史命名。”③他对以往不少教育史学家的观点提出了批判:“说教育史‘叙述’或‘阐明’所谓教育事实及教育理论的发达变迁,固然不算错误。然而我们知道:教育史决不单是留下教育事实的形迹者,教育史决不单是追溯教育上诸英雄诸伟人的形状者,教育史也决不单是记录教育思想的派别者。”④

      在杨贤江看来,以往不少教育史学家的工作均不能完成真的教育史的建构。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教育的意义”,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教育思想变迁的真义”和“教育制度变迁的根据”。他认为要编一部“完善的近真的教育史”,不是一件易事,“既须熟悉社会进化的过程、历史变迁的事实,又须熟悉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的内容及其发生变革的真意;而更重要的尤在注意教育实质行动之如何存在”。⑤由此可见,杨贤江并不否认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研究的意义,而是要努力抓住教育史的本质。这种教育史的本质就是“教育实质行动之存在”。杨贤江从唯物主义史观出发,否定了以往“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二分法,而把“教育行动之存在”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与内容提了出来。他还特别强调:“再有一点为研究教育史者注意的,即教育制度之组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两种事实。这个区别,在文明社会如此,在原始社会也如此。”⑥其区别何在呢?他指出:“这种体制可称为有组织的教育制度;然同时在这社会,虽未随时随地组成这种制度,但于日常生活之间自有种种社会的生活行动在非正式地互相传习,这就是所谓教育之实质的存在。”⑦也就是说,他区分了制度化教育与日常生活教育是两种不同却同时存在的教育。他认为,就一个时代的教育而言,“当作实质行动之教育还比当作组织制度之教育占得重要的部分”⑧,这就清楚地表明,杨贤江所理解的“真的教育史”,是全体人类的教育史,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教育史;是包括了“教育的事实、教育者的活动与教育制度法规以及教育的思想学说”,特别是人民群众“教育行动之存在”在内的人类生活的整个教育历史,而不是只有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局部的教育历史。杨贤江当年就能依据唯物主义史观洞见这一点,实在令人钦佩并引人深思。他对教育史的理解,有助于深化我们今天对教育史学学科体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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