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后期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关于历史上中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地位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不断有重要成果问世，在国际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①相较而言，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大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展现，由于篇幅所限，读者很难从中窥探作者进行推导的具体步骤。日前，笔者阅读了刘逖先生的大著《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兼论安格斯·麦迪森对明清GDP的估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以下简称“刘著”)，这应该是国内学者中专门论述中国历史上GDP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意义非同小可。这是一部系统研究1600年至1840年中国总量经济的著作，在认真拜读的过程中，笔者也产生出一些疑惑，特向刘逖先生求教。 由于资料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对中国古代的GDP进行估算，必然会遇到困难。比如明清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国土面积的调整、政治军事变动及自然灾害，都会对GDP统计产生影响，应该说，刘著对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思考，并试图通过人均GDP等方式，尽可能地将这些因素的影响降至最小。刘著力图回应的问题，如对麦迪森估计数值的批判，对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分析，也有相当的学术水准。通览大著，还可以发现，作者在进行学术梳理和相关分析过程中，所参照的已有研究成果，大都是这一行业中的权威著作，如人口史方面选择何炳棣、曹树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农业生产方面引用方行、郭松义等人的研究成果，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② 作者在分析过程中，也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例如书中第117页，因为对清代财政收支的具体项目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导致作者在分析清代财政收支所占GDP比重时，出现了一个重大疏忽。清代财政分为常例收支和临时收支，作者对常例收支的分析自然不错，但一旦计上临时收入中的捐纳、报效和临时开支中的战时军需、蠲免，结论就会大不相同。清代的捐纳，因其开捐和用途的区别，大致可以分为军需事例、河工事例、赈灾事例、营田事例四种，其中以军需、河工为最多。报效则是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对商人采取的一种勒索办法。根据陈锋的统计，仅乾隆至嘉庆时期的盐商报效银，即多达65001491两。③而据汤象龙的研究，嘉庆朝在二十年中仅捐监的收入就达4000余万两，平均每年不下200余万两。支出方面，仍据陈锋的统计，白莲教起义期间，嘉庆元年至三年共拨四川军需银1950万两，拨陕西军需银1250万两，拨甘肃军需银200万两，拨河南军需银200万两，拨湖北军需2000万两，所拨各地军需总额当在6000万两左右。④蠲免分为灾蠲、恩蠲与普蠲。康熙、乾隆时期的恩蠲、普蠲数额巨大，次数频繁，人所共知，即便到了嘉道时期，国力有限，也屡有举行。嘉庆二十四年的嘉庆帝六十大寿普蠲天下钱粮，共计蠲免各省积欠钱粮21296800余两，米谷4045200余石。⑤虽然这一数据主要是免掉收不上来的税款，但在财政统计时仍需加以包括。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作者在附表7.1“清代前期财政收支与占GDP的比重”(第117页)结论就会完全走样，由此推导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极小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前面提到，不论是疆域的变化，还是灾害的影响，都会直接影响到GDP与人均GDP，而刘著采取的办法是通过人均GDP来消解变化，接近真实。话虽如此，但明朝人口统计与清代人口统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疆域的变化和人口统计方式的改变)，在这一背景下，刘著就呈现出人均GDP通过GDP除人口总量得出、而人口数量的变化又导致GDP的改变，恐难以自圆其说。 作者认为，不论是麦迪森还是贝洛赫，都“显然高估了我国的经济实力”(第149页)。但为求得数据，作者假定这两人对世界经济总量(扣除中国后)的估计是正确的，得出了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的结论。作者又觉得这一估计不太靠谱，所以称“如果我们假定麦迪森、贝洛赫对印度等欧美以外国家GDP的估算同样存在高估，并且高估幅度与对我国的估计一致，那么我们估计的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可以上调3—5个百分点”(第150页)。作为读者，必然会有疑惑：为什么麦迪森和贝洛赫对印度等欧美以外国家GDP的估算不可以高估更多、或者低估很多？如此一来，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又该是多少？ 刘著最大的问题还并不在此，而是所有与GDP相关的估测数据。李伯重仅对1820年代的江南进行GDP研究，已经发现很难做到深入，从而将范围逐步由江南变成松江府，再由松江府缩小到华亭、娄县两个地区。尽管他已经几乎穷尽了相关史料，对于一些关键的数据，也不得不依据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是改革开放前的数据来进行推导。⑥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传统独特的大国，进行历史上的GDP研究，必然会面临诸多困难。显然，刘著对于这些困难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刘著指出，文本记载与历史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历史研究离不开真实生活，然而对于古代真实GDP情况的估算，我们只能依据当时的记载(如果幸运的话，也许可以依靠若干考古材料)”(第17页)。但纵观全书，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利用当时史料记载的地方，他所依据的，完全是第二手的资料和现有研究成果。全书出现频繁的字眼就是“我估计”、“我认为”。 通览刘著，可以发现作者对待数据方面，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态度，有时还显得太过随意。 以人口数量的推算为例，作者先是认为曹树基的明清人口史借鉴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史料，“基本复原了若干关键年份中国人口数据”，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成果，代表了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高度”，“其统计结论是迄今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接着作者又指出，刘克智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问题”，出现了每十年人口增长率超过20%的“缺乏可信度”问题，连麦迪森都要对他的数据进行修正。书中第41页，居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刘克智所估的1600年数据1.6亿，1630年的人口1.38亿，下降幅度达13.75%；而按曹树基对1393年至1630年年均0.41%的增长率来看，1600年人口应该为1.7亿；因为这两种数据都不能令作者满意，结果就出现了刘著根据刘克智的下降率来校正曹树基的1600年数据，得出2.23亿的数字；再拿曹树基的1.7亿与此2.23亿相加后平均，变成了2亿。⑦其实作者也明白，经过这样一番倒手之后，此间的0.488%人口增长率已经远远超过了曹树基本人所推算的0.41%人口增长率。作者对此的解释是：“考虑到这一段时期是明代相对繁荣的时期，较少受到战争和天灾人祸的影响，这样的人口增长率水平应是可信的。”问题又来了：1610年和1620年，明朝也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和天灾人祸，人口增长率怎么就变成了-0.12%？还有一点，既然曹树基的人口研究最为精深，那曹树基为什么在1600年这个关键的世纪年份人口数据上，将人口少算3000万？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作者为了生硬地配合1630年曹树基的人口数据，又觉得曹树基1600年的数据过低，从而进行强行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