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9年10月大陆政权更替的国共相争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如何处理包括战俘与侨民在内的滞华日本人的?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下，日本人在国共角逐中充当了什么角色或“被”充当了什么角色?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对民国人物的再评价，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对国共关系史和中日关系史中若干侧面的再认识。由于它们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及伴之而来的资料上的封锁性，也由于传统的历史教育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或先入之见，长期以来，除了“遣返日侨”或“残留孤儿”一类话题以外，对这个问题本身所包含的其他一些内容，在很多人眼里不是被视作不能研究，就是被看成不必研究。①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学术环境和资料条件的逐步改善，现在是应该超越禁区，厘清其他多种史实的时候了。 本文作为面向上述目标的初步尝试，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两点：第一，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珍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与现今已发掘的相关原始档案的对照为根据，尽量让资料自己说话。第二，避免因全面出击而陷入泛泛而谈，先致力于解析下述三个疑点：1.抗战胜利初期蒋介石如何处理日本战俘?2.国民政府如何留用日本技术人员?3.1949年蒋介石如何转向“运用日人”?至于对中共如何对待滞华日本人的论述，笔者将在其他论文中进行。 下面就按上述设想，分三节展开考察。 一、胜利之初蒋介石对日本战俘的处理方针 自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就因不知其真相而被搅得心神不定。②4月5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蒋介石判断“俄国必于最近期间以攻倭为名，垂手而占我东北，则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③据此，他又开始为东北前途而忧心忡忡。总之，1945年的上半年，蒋介石基本上一直专注于因应对美、对苏关系，对抗战胜利之即将到来，则缺乏思想准备。与此相应，关于战后对日方针当然也还没来得及深入思考。6月9日，蒋介石曾提醒自己，“对日方针与方法应切实研究，不可再事迁延”，但同月底，他又不得不为“本月大半心力皆用于对俄交涉方针与方案之上”而叹息。④ 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他对抗战即将胜利的前景真正有所感觉，是在1945年7月14日。是日，他写道：“美方确息，日本投降心切，但不愿无条件投降，并由其天皇准备派近卫赴俄商谈，或可于三个月至半年内结束战事。此一消息甚确，其根本在美国厌战，不肯多加牺牲。以此次琉球之战，美军伤亡特多，尤以倭之自杀性飞机予美国海军以莫大之损失，其数字几等于开战之初珍珠港之损失也，而且对倭寇空军质量之增强，尤为重视，可知美国望和之形势矣。”“倭如在三个月内投降，则我华北军事之布置与筹备更应急进而勿再迟延”。⑤ 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蒋介石于早晨闻此消息后，“忧喜参半”。⑥翌日晚，蒋在宴请墨西哥大使时，“忽闻求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经再三探问，方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余皆照中美英柏林公报条件投降”。⑦至此，蒋才真正开始专心于战后对日处理问题。 战后对日处理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处置战争结束后滞留于中国的日本人。它包括两大类别：一是被称为“日俘”的日本投降官兵，人数约128万；二是被称为“日侨”的日本民间人士，人数约180多万。在这两类人中，尤以对日俘的处理为关键。要理解这一点，须从日本投降的背景说起。 在轴心国之中，日本的投降与德、意两国有很大的不同：意大利是在1943年就陷入内部分裂，在内外交困中彻底瓦解；德国投降时则已经是首都陷落，元首自杀，军队溃灭。而日本投降时，本土尚未被占领，陆军基本完整，内部在总体上也大致安定，特别是在中国战场上，128万侵华日军还基本保持着强大的实力。⑧而就日本投降时国共两党的态势来看，如果说共产党和日军占领区是近在咫尺，国民党则可谓鞭长莫及。归结而言，在战后国共相争已经激烈展开的情况下，日军在受降与接收问题上的向背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的消长。 在这个背景下，蒋介石处置在华日军的总方针，是确保其在受降与接收方面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而彻底消除共产党分享胜利成果的可能性。为此，在8月10日深夜，蒋“即召集军事干部会商准备”，指示各战区警告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所指定者投降缴械。⑨11日，蒋又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敌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⑩在此令遭到中共拒绝后，12日，蒋介石自述其心情说：“自星五夕接得日本投降之报后，自知困难更多，责任尤重，一切接手与复员工作，虽日夕赶办，亦不及现实重要之速也。此心但有忧惶与耻辱，毫无快乐之感。而共匪各种叛变与胁迫之言行，虽至不堪忍受者，则惟有置之一笑，乃不足撼动人心也。”是日，他手拟“对敌对伪对共均有关系之令稿、派任各地警备与卫戍司令之稿件，约卅余通，煞费苦心”。(11)接着，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的8月15日，蒋介石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为防止中共争夺胜利果实，蒋还指示“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12)另外，作为争取日军的重要措施之一，蒋还发表了后来被誉为“以德报怨”的讲话，称“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赎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