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2-0096-08 众所周知，项英在领导新四军期间，经常与中共中央发生分歧和争论，并因此多次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批评。如，新四军筹建之初，在游击队集中等问题上，项英认为应该服从国民党的指令，被毛泽东批评“上了国民党的当”①。1939年12月27日，项英对与国民党战区指挥部之间的沟通热情表现过度，被毛泽东批评向战区作报告、请示“过多”②。1940年5月4日，由于项英强调皖南、江南的“特殊性”，没有积极向敌后广大地区发展，中央批评其是害怕与国民党的“斗争”，失去了发展的“时机”③。1940年12月26日，针对皖南军部在北移问题上的拖拉行为，毛泽东批评项英：“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④皖南事变后毛泽东甚至用极为罕见的语言斥责项英：“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贯适应国民党……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⑤然而，令人难解的是，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央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像对王明在长江局犯错误时那样的组织措施，将项英从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调离呢?况且，早在1937年10月26日，新四军筹建之初，时任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的叶剑英和博古就曾建议中央让项英留在延安工作⑥，可是毛泽东和中央并没有采纳叶、博的建议。1940年5月初，在受到中央对自己执行向东、向北敌后发展指示行动不力的批评后，项英曾连续三次电告中央，表示自己已无法担任新四军的领导职务，请求离职，但是毛泽东和中央都没有同意⑦。这样的状况从1937年末一直延续到1940年底皖南事变发生前夕，前后长达三年之久，显然应该事出有因。 有观点指出，毛泽东和中央明知项英有缺点和错误，却不得不留项英在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是因为项英在新四军具有崇高的威信，不可替代⑧。这种观点未必具有说服力。事实上，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不容许以个人资历、威望凌驾于组织之上，中央的权威要远远大于个人。自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对此尤为重视，如对张国焘、王明等比项英地位高、影响大的人的处理就是明证。况且项英在新四军中的领导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如军长叶挺是外派的，叶、项之间并不融洽，常有矛盾。新四军大部分指战员均不是项英的原部属，而是由分散在广大南方各山头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的。新四军军部配置的许多核心干部都是从中央红军、八路军调派的，如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参谋处长赖传珠，秘书长、军法处长李一氓，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政治处秘书长黄诚等。还有一些重要的军部干部则是由叶挺带来的，如战地服务团长朱克靖、军医处长沈其震、敌工部长林植夫、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官处长黄序周等。其实，在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之前，中共中央最早考虑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选是叶剑英或彭德怀，而不是项英⑨。 还有观点指出，项英在领导新四军期间没有做到及时准确地贯彻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这正是项英与中央频现分歧并屡被毛泽东和中央批评的焦点所在，是因为项英提前离开了正式作出这一战略决策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使其未能深入领会中央的意图，进而在执行中出现了某些偏差⑩。这种解释显然也是说不通的。事实上，电报与文件的交驰是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央与各地党政军进行沟通、发布指令的主要途径，与地方党政军机构的领导人是否亲自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央不可能因为地方干部不参加中央决策会议就宽容其执行中央指示的不力行为，更何况针对新四军的特殊情况，1939年初周恩来还专门赴皖南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进行了传达。 上述情况只能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对项英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虽有诸多的不满和批评，但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毛泽东和中央对项英的思想认识及行为表现始终是清楚的，也是基本认可的，并没有觉得因此需要改变项英的任职。那么，毛泽东和中央为什么会如此任用项英?笔者以为，这既不是对项英政治能力的误判，也不是项英个人的无可替代性制约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而主要是与中央选择项英任职新四军的审慎考虑、新四军斗争活动所处的实际境况及毛泽东和中央对新四军的南方战略长期存有寄望密切相关。 一、新四军的艰难组建与军长任命使项英成为中央选择担负新四军早期主要领导人较为合适的人选 1937年，在刚刚着手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时，中共中央最初考虑由叶剑英或彭德怀担任改编后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但是，最后实际出任新四军副军长、成为中共在南方游击队改编部队最高领导人的则是项英。项英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四军副军长，主要是由当时新四军的艰难组建及军长任命情况所决定的。 新四军是在中共南方广大红军游击队基础上组建的，其组建后被中共中央要求留守南方抗日，因此就必须与国民党军队相邻部署，经常与国民党军队打交道，使其有了被国民党限制、消灭或同化的危险。事实上从国共进行合作抗日谈判伊始，蒋介石政府就处心积虑地消解、限制或控制中共南方游击武装。蒋介石先是趁和谈之机推行了“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全面消灭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图谋未果、不得不同意改编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情况下，又不愿意在其“腹地”留存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便要求改编后的新四军部队开赴黄河以北山西的指定战区对日抗战，且由国民党直接派人指挥。而在调离方案遭到中共拒绝、不得不同意新四军留守长江地区抗战后，竟又未与中共中央磋商，擅自宣布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立意拒绝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军长人选的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