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演变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国农村以其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和纷繁复杂，更是倍受关注，贫困问题就是其中的焦点之一。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许多“进步性”的变化，比如自然经济趋于解体，经济作物专业区域增加，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经营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成长，农民生活消费结构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等等，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从维持生存的绝对意义而言，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仍是非常贫苦的。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而言，无论是激进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激进派学者，尽管对“贫困”标准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实际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几乎都得出了“绝对贫困”的结论。仅以后一类学者为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①农业经济学家卜凯也指出：“中国农人的生活程度之低，从各方面皆可看出。收入方面既是渺小的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仅仅用于维持物质生活方面的要素。生活必须费用虽占入款的大部分，可是食物既缺乏营养，且又终年不变，衣服极粗，仅足蔽体，住室简陋，聊蔽风雨。”②社会学者柯象峤峯统计，农民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约有3/4。若以全国人口4.5亿计算，不下2.6亿人，约为全国的60％。③毋庸讳言，那个时代的知识人，为了急于复兴中国农村，改变中华民族落后之命运，关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描述，可能多少有夸大危机的成分，但我们绝不同意现在有些学者所说的，这些人的描述更多的是想象甚至是编造。一个时代的现实作品和社会意识总是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存在，将那个时代学者的研究贬斥为想象和编造，既违背了历史哲学常识，也是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史的无知，更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不尊。当然，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不一定比此前更加恶化，但农民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已经被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所证明。要之，农民贫困是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主流和本质的一个大问题，某个时段或某个地区的枝节的“改善”远不足以撼动这个主流和本质。近些年所谓“改善”和“发展”说，仅具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④我以为，中国近代农村的问题已经不是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与之相连的是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只有对此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真正深入到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处，也才能真正谈得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应该说，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从未停止过讨论，但只有到了二三十年代，这一讨论才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危机感才愈加强烈起来。其背景显然与这一时期的时局动荡和社会思潮的活跃有关：一是大革命结束前后，与革命前途相关联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尤其是中共革命的大规模实践，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尤其是农民贫困问题的探讨；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和知识界提出了“复兴农村”的口号，而复兴农村的前提则是要了解此前中国农村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矛盾、农民贫困的状况，由此掀起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和讨论的高潮；三是受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东三省和水旱灾害集中爆发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一度陷入低谷，农民生活更加困难，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国民政府统治力的薄弱，也为学者的自由论争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总之，由于以上的机缘，社会各界对当下乃至整个近代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贫困的问题更加关注，争论更加激烈。正如社会学家李景汉所言：对于农村问题的症结与其解决的办法，近年以来已经发表了极多的言论，提出了不少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均有其独到之点。⑤迄今，这些言论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思想遗产，然尚未引起相关学界应有之重视，仅在一些实证研究中作为资料引用，至于思想史、学术史视域下的探讨尚付阙如。本文之主旨，就是钩沉相关史料，将最具代表性的论争做一梳理，以反映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思想脉络。与此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农民史研究提供对话的起点。也就是说，首先应该弄清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说的，由此出发继续进行相关研究，超越前人，避免有人动辄自言学术创新的梦话。历史并不遥远，这一学术史、思想史的阐述，相信也能为当今的中国农村建设、社会建设提供一些认识上的借鉴。 单因论 所谓单因论，就是一些学者侧重从某一方面论证中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大略言之，有以下六种： 1.有的学者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始自外国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于是，有不少学者将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归之于外国列强的侵略。经济学者、“重工派”代表人物之一袁聘之就持此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内在的农业生产之落后，而是外来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穷乡僻壤，帝国主义对农村不断的残酷榨取，这由1842年以前中国农村经济未曾破产，而破产的加速又为近几年资本主义的长期恐慌、对中国大量倾销的时期，可以证明。也就是说，农业建设如果不能阻止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则农民的收入不仅不能增加，甚至还要减少，1933年全国的丰收就是一个例证，由于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反以丰收为灾。至于农业生产增加后，企图以农产品的大量输出，来提高或保持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在事实上更不可能。在资本主义长期恐慌的今日，在各帝国主义者施行货币关税，用尽各种方法倾销其农产品及掠夺原料的今日，只是一种幻想。由此可知，救济农村不是建设农业可以济事，必须阻止帝国主义商品的侵入，才能达到目的。⑥ 2.有的学者强调人口因素 在清前期，中国人口由顺治朝的5000多万迅速增至康熙朝的1.2亿、乾隆末年的3亿和道光朝的4亿余。自此以后，人口膨胀及其危害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社会焦点，洪亮吉、汪士铎的言论曾盛极一时。在二三十年代，主张人口压力巨大的学者也是相当之多。不过，其中特别强调人口压力导致农民贫困者，主要是农业经济学家乔启明。他认为，近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迭经外铄内发种种因素的摧残，几已濒于破产。目前国家一切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与农村人口过剩多有直接关系。我国虽称地大物博，然地虽大而多不适于利用。今后利用科学，改良生产技术，或调整土地利用，固能增加生产，然人口增加若不予以有效的限制，仍难解决人口与食粮问题。总之，我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本原为人口过剩，今后提高我国生活程度之道，固在增加土地，或促进文化，而人口问题之首获解决，尤为重要。苟此人口过剩的核心问题，得其解决，则其他一切问题不难迎刃而解。⑦ 3.有的强调军阀混战 辛亥革命推翻皇朝帝制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时代。每次战祸，必致战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于是，一些学者特别强调军阀战争的恶果。如统计学和经济学家陈其鹿以陕西农村为例指出，农村破产，已至山穷水尽之境。此种灾荒之造成，主要原因不出袁世凯时代所遗留残余军阀的恶劣影响。举凡各种苛捐杂税的征收、杂项摊派的剥削、粮食牲畜的供应、不兑换流通券的发行、土匪之遍野，无一而非军阀所造成。贪官污吏不过为军阀的爪牙，土豪劣绅流氓地痞则在杂色军队统治下而愈形猖狂，至于高利贷不过为民穷财尽后之自然现象，皆非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无非为军阀争夺地盘与军费之浩繁。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