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121-08 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此举引发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局面，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经过和平会谈，蒋介石宣布下野，成立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新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宣告取消，双方实现和解。宁粤对峙与和解在当时一直为社会瞩目，尤其是当时的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与评论。当时的媒体是如何反映宁粤对峙与和解的?有什么样的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对宁粤双方产生了什么影响?宁粤双方又是如何处理同媒体的关系，利用媒体为自身服务的?对于这些问题，此前的研究成果很少涉及①。本文主要以1931年《大公报》报道与评论为中心，探讨媒体视野中的宁粤对峙与和解，借以回答上述问题。 一 宁粤对峙初期的“战”与“和”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而将其扣押，此举虽使约法之争得以解决，却引发了政坛的一次强震。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于4月30日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电中罗列蒋介石多项罪行，请“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对蒋介石予以严厉处分[1]182。5月3日，陈济棠等粤方军事将领通电响应，要求蒋引退。四监委和陈济棠等人的通电，正式拉开了宁粤对峙的序幕。 蒋介石接到四监委通电后，认为“此四人非军阀，乃监委也”，而倍受压力，并一度考虑“引咎辞职”，后因“剿匪”军务和国民会议二事而作罢[2]491。之后，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表示：“如仅用监委资格讲话，当不起其他纠纷。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3]既对粤方有所警告，同时也表示准备采取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 采取非军事手段解决政争也是当时社会所期望的。粤变发生后，《大公报》就明确反对因政争而引发兵争： 党对人民之种种约言，因事实扞格，多未实现。饱尝痛苦之人民，惟有望党自己速有办法，在平和状态中，速实行良好之政治而已。然一切之前提，须先无兵争，故不能不望国民党本身自消除兵争之原因。[4] 陈济棠通电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先是陈济棠“抽调驻桂军队集中韶关”[5]39。11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痛斥陈济棠，指出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干涉政治，更不应干涉党务，“如果徒凭意气不顾党国不顾一切，甘做陈炯明第二，则民意所在，陈亦不会成功”[5]15-117。14日，国民会议通过严厉警告陈济棠案。此后，何应钦、何成浚、何健、鲁涤平等军事将领纷纷通电警告陈济棠。一时出兵讨粤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对此，《大公报》表达了当时社会的担心：“观最近情形，愈逼愈紧，似政争之上，终难保不演成兵争，南望珠江，恫心往事，实不胜感慨系之。”并再次希望只有政争，勿起兵争[6]。 对于各方纷纷把矛头指向陈济棠，《大公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军事问题是次要的，而政治问题才是主要的，而且仅靠军事行动并不能解决政治问题： 夫使单为军事的异动，出兵讨之足已。若其事涉及几多著名党员，而其地又为党的发源地之广东，则已非仅一军事问题，而为党内部重大之政治问题，非仅兵力所能解决者矣。[7] 《大公报》希望“党国负责诸公”，从党的方面来设法解决政治上之纠纷。 5月25日，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林森、许崇智、李宗仁、陈济棠、李文范等电请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下野，孙科“亦附和”。27日，广州中央执监委员非常大会成立，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并于次日成立国民政府，宁粤对峙正式形成，国民党又一次陷入重大分裂。 对此，蒋介石异常愤怒，并作出强硬表示： 今当国议闭幕后，政府正致力于建设工作，汪等竟又反对政府，破坏和平，诚最大恶极……若以老同志反对新进同志，并违反总理主义，吾人惟有以叛逆看待，消灭之而后已。[8] 这无疑表达了他即将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两广的决心。 该讲话经各报刊载后，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军事解决的担忧。《大公报》也认为，“粤事和平无望，至是殆不容再有转圜余地”[9]。两天后，《大公报》又观察到形势趋于恶化： 两粤之军事行动，现已彰明效著，勿庸讳言……粤桂形势，嬗递至今，已有相当表示，则其和平解决云云，等于梦呓。故中央虽尚未明颁讨伐之命，而其军事之布置，日来已在积极准备中，将以精锐之兵，抽调三师入湘，闻为夏斗寅一师，冯轶裴一师，陈诚一师。[10] 29日，吴稚晖也出来发表谈话，将参与粤变各方称为“一个大垃圾堆”，并将其分为“超然派”、“国民党右派”、“西山派”、“桂系”、“改组派”、“国民第三党”等六派，对他们进行诋毁攻击[11]。宁粤对峙更趋紧张。 不过，《大公报》料定，虽然粤局和平无望，但军事接触应不会立即实现。原因在于粤方兵力较弱，无力北向；而中央对“剿匪”依然不放弃，以继续“竟其全功”；对粤军事，则将于“剿匪”之外，另调军队至湘南，现“尚未到目的地集中”，因此“不能求其过速”[9]。即使到6月中旬之后，仍断言粤方以武力长驱湘鄂“固非易易”，中央欲放弃“剿共”先图解决粤局“亦至困难”[12]。因此，《大公报》极力反对用兵，认为此次粤变“在不能以武力解决之列”，且武力“虽胜而不能解决”，原因在于： 此番之号召反对中央当局者，乃多为历史甚长之无枪党员。汪、邹、许姑不论，孙科则中山先生之子，现任铁道部长要职之人也，乃亦舍中央而走岭表。唐少川为辛亥以来之元老，今亦弃其唐家湾隐居颐养之生活，而甘于投入纠纷之涡中。且观广州施设，与现在中外承认之中央，殆如剧中之唱双包案，甲执监，乙亦执监，甲国府，乙亦国府。观其氏名，皆党人也，论其标榜，皆党义也。[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