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与中苏交恶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彦伟,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的第一项核战略。这一战略以核武器作为维持现状的手段,向美国的冷战对手发出信号,要么维持现状,要么进行毁灭性核战争。中苏两国由于各自所处环境和战略利益存在差异,决定了中苏对于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认识不尽相同,认识上的分歧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选择。政策的差异引起了双方论争。这种论争背后体现的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矛盾无法调和,最终成为中苏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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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3)01-0088-08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提出的“新面貌”安全政策的核心,也是美国提出的第一项核战略。这一战略尽管在其问世之初就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交恶与这一战略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缺少细致的讨论。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推出

      1953年7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着手制订新的国家安全战略。10月30日,新的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文件——NSC162/2由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通过。它取代了之前的NSC68号文件和NSC135/3号文件,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全局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在冷战史上,NSC162/2号文件确立的国家安全战略通常被称为“新面貌”战略。NSC162/2号文件分析认为“苏联似乎不可能在当前估计的时间内(到1954年)有意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在不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紧张时期”。[1]美国制定国家安全政策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应对苏联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和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基本制度”。NSC162/2号文件提出的因应对策是美国政府“需要发展和保持一个较强的军事态势,重点依靠进攻性打击力量进行的大规模报复的破坏能力”,“在发生对抗时,美国将考虑把核武器与其他武器同等使用”。[1](pp.582,593)NSC162/2号文件声称“不仅要使美国的欧洲盟国,而且要使苏联明白无误地认识到,一旦欧洲遭到进攻,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手段进行回击”。[2]

      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演说——《外交政策的演变》,公开宣布“大规模报复”战略。《纽约时报》评论说,华盛顿正在“以各国政府谈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最为明确的语言告诉中共和俄国人,今后不论在朝鲜,在印度支那,在伊朗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新的代理人战争或灌木林火式的战争,美国都可能立即用原子武器对苏联和红色中国进行报复”。[3]其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也发表讲话,声称“我们将不容许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小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我们今后将主要依靠大规模报复力量,其好处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这种能力,打击侵略的主要策源地”。[4]

      从字面上看,“大规模报复”是指对共产主义阵营“侵略”的反应,强调后发制人。1954年12月,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曾经这样表示,“我们将不挑起战争,这是我们为何需要耐心的原因。如果发生战争,那么一定是那个家伙发动的,否则我们不能够使用这种武器”。[5]这表明,就目标选择层面而言,“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保守的,并不追求“推回去”的战略目标,而是以维持现状为旨归。但事实上,这一战略在政策选择层面的表现却极富进攻性。它模糊了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界限,宣布今后发生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冲突”时,战争的规模将不受限制,核武器将与常规武器等同使用。任何来自敌方对于现状的破坏,美国都将不惜动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报复打击。事实上,当时美国确实拥有了核武器的优势地位。苏联切尔沃夫将军曾这样回忆,“我常常手握铅笔,计算美国所拥有的原子炮、原子弹和发射工具的数量”,“苏联面对的严重现实是,美国拥有绝对的核优势。此外美国本土在当时还是不受攻击的安全堡垒。”[6]因此,尽管美国宣称只将核武器作为防御手段,但在共产主义阵营看来,美国和西方盟国极有可能会以所谓“还击”为借口对他们发动核突击。1954年3月12日,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表示,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在“冷战”和“热战”中选择,冷战已经演变成准备新的世界大战,“而现代战争手段进行新的世界大战”将导致“世界文明的毁灭”。[2](p.173)

      二、中苏的反应

      (一)苏联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反应

      以核武器作为维持现状的手段,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实际上向冷战对手发出信号,要么维持现状和平共处,要么进行毁灭性的核战争。事实证明,苏联对此心领神会,赫鲁晓夫曾在多个场合作过类似的表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只有两条路:或者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958年5月23日,在招待芬兰总统的宴会上,他说:“为了建立世界的稳定局面并且防止战争,必须承认现状,不要企图用强力改变现状,否则便意味着承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7]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和平共处恰恰是维持和平和防止普遍毁灭性战争的途径。其后在一次访问中,赫鲁晓夫表示,“在我们这个创造了毁灭性如此之大的战争手段的时代,已经没有了战争与和平的中间地带”。[7](p.30)

      为了避免可能爆发的核战争,苏联选择维持现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纷纷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使苏联西部边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又成为苏联东南部地区的安全屏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维持现状的要求对苏联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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