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1；D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3-0054-09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二是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而“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①，则是这场革命的首要目的和必然结果。因此，中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革命，即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创建新的社会形态的革命。革命成功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既是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提出了对于未来新国家的总体构想。随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日渐纯熟，中共在各个历史阶段结合革命斗争实践对这一构想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并最终形成系统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确立了新中国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的理论根基。 一、国体问题的本质是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 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看，在阶级最终消灭以前，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中国革命所要造成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不例外。此即所谓的国体问题，它构成了历史上一切国家学说的本质和核心。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他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另外，“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②本来，国体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有了国家，也就有了国体问题。但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阶级统治的目的，无不把国家说成是超然于阶级之上的社会组织。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根本属性才被清楚地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国体与政体的认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包括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总是把国体和政体混为一谈，而更多的时候是直接把政体视作国体。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最先提出“国体”的概念，并对国体、政体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联系，作了深入系统地剖析。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国体与政体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统一体。国体是国家的性质，即国家的阶级属性，它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政体是具体的政权组织形式，必须与国体相适应，从属于国体并为国体服务。毛泽东通过对国体和政体的明确区分，揭示了国体问题的本质，厘清了两者的主从关系，从而为科学解决新中国国体与政体问题指出了方向。 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受国内主要矛盾、政治形势和革命任务及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认识水平的制约，中共的建国构想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并且突出表现在对于国家政权性质的主张和要求上。建党前后，早期共产党人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俄式的苏维埃国家政权。认识到中国目前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客观上并不具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后，中共在仍然坚持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就是要通过国民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大革命的失败，是资产阶级对于革命事业的背叛造成的。在随后的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共在根据地创建起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红色区域的革命政权完全搬用了苏维埃的组织模式，不但把地主、买办作为专政对象，也将资产阶级排斥在政权之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由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确定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承认原有国家基本架构的前提下，要求进行民主主义改革，建立一个“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③，亦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④。在政体方面，则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临近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共又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作为自己的具体纲领之一。因为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实行“限共、溶共”政策，上述主张也只能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部分的实现。 抗战胜利后长达一年多的国共谈判，最终未能阻止内战的到来。早就认识到农民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动力、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的中共，应时而变，率先从农村开始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中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把地主阶级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毛泽东在讨论这个指示的中央会议上说：“国民党统治地区人多，有大城市，有外国帮助，他大我小。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民不聊生。我们只有依靠人民同他们作斗争。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更强大，则更能巩固地团结他们。”⑤随着国共关系的完全破裂，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相适应，中共提出了自己完整的阶级路线，即：在农村中，要紧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对于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应同汉奸、豪绅、恶霸加以区别，以减少敌对分子；在城市中，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并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⑥1947年2月，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谈到，统一战线的构成，“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⑦。在这里，已经明白无误地把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从统一战线中剔除，他们已经从过去的同盟者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内战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还曾一度考虑重新采用“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⑧。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⑨，显然不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和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