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王朝都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关乎王朝的生存与兴衰。因此，当政者必须制定各项方针、政策，以保障国家的发展，并解决现实中面临的各种困境。而各项方针及政策的出台，又要依靠一条核心治国思路为原则，也就是说立国与发展的最高追求目标究竟是什么？以及主流的价值观是何种？这便是治国理念。中国古代王朝的治国理念，一般是在经历开国时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和摸索自身的特质及定位之后，由最高统治者与执政大臣所逐渐确定，同时也得到统治集团主流意识的认同，从而长期存在于当政者的精神深处。 历朝历代，无不有其治国理念，并在其指导下确立相关的方针及政策，然后加以实施贯彻。方针、政策通常是动态的，随着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加以调整，治国理念却往往是相对常态的，一旦形成便会长期稳定下来，并发挥作用、影响。当然，不同的治国理念会造就不同的气象，也不免会带来自身相应的问题。到一个王朝陷于混乱、衰亡阶段后，统治集团顾此失彼、内外交困，其治国理念也就难以贯彻实施，自然便流于沦丧，而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结局。 早在夏商西周的三代时期，由于早期血缘国家的形态特点，邦国在政治上实行了等级分封制的统治模式，来维护以君王为核心的各级血缘贵族的利益，并凝聚向心力，所谓“君君”、“臣臣”、“亲亲”、“贵贵”、“父父”、“子子”。因此，也初步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统一观念，并由此支撑起以天子为代表的形式上的全国统治。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周边异姓部族势力的威胁，王朝中央保持相对强大的军事武装，必要时则动员诸侯国的力量，力图采取积极的边防战略，适时地通过征伐的军事手段打压对手，以维护国家利益。 到春秋时期，随着周平王东迁后中央力量的迅速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沦丧。在权威下移的形势下，于是群雄逐鹿，诸侯纷争。此时，强国虽然都在争夺霸主地位，并试图接替天子号令天下的位置，其原有的统治模式却大致得以延续。 进入战国时代，随着诸侯交战的加剧，弱国逐渐消亡，资源开始向大国集中，强国转而追求更高的目标——从独霸天下趋向统一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列国统治者无不图强自存，一方面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增加财赋收入，一方面扩军备战，积极对外用兵。因此，现实政治更离不开武力方式的推动，战争成为助推滚滚历史车轮的最强有力手臂。孙子即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①虽然墨家有“非攻”“兼爱”的反战主张，道家有无为而治的理念，儒家有仁政的见解，但由于与列国交战、图存的现实需求相抵触，都难以大行其道。而法家、兵家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如孙武“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②的用兵主张，商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③、尉缭“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④的战争观，都将武力战争视作维护自身安全、打击对手的必要手段，并蕴含其正义的精神，从而满足了统治者的现实利益需要，因此军事竞赛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也成为其治国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当时出现的弭兵运动也难以为继。 秦国以“农战”为施政的基本方针，便是讲求最直接的富国强兵功效，一方面积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另一方面突出“军功”的导向功能，动员民众踊跃投军，走向战场。为了确保这一方针的贯彻，又辅之以严刑峻法，从而在制度上得到强有力的保障。战国后期真实的历史便诠释出这样的事实：秦自商鞅变法确立了走“农战”的强国之路，建立起了高速运转的国家机器，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终于用战争手段统一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随着华夏中心观念的形成，无论是在三代名义统一的格局下，还是在诸侯列国纷争的岁月中，围绕捍卫自身文明与安全利益的目的，中原政权产生了“尊王攘夷”的用兵观念，即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势力一致抗击，与此同时，因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又有“大刑用兵”的认识。如唐代史家所说：“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⑤于是，在治国思想上大致奉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⑥之说的原则，也就是以维系同姓血缘贵族利益为核心的政权建设与军事征伐手段并重的思想，正是这种现实政治需要的体现，也成为当权贵族的主流意识。其治国理念的要义便是文武并重，如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⑦ 秦朝的统一，标志着东亚地区空前强盛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就地缘背景而言，秦帝国一改以往“小国寡民”的地理格局，东临茫茫大海，西接青藏高原，南靠崇山峻岭，北面广袤草原，形成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辽阔疆域。从国防形势来看，秦朝拥有相对封闭的簸箕形地理环境，其东、西和南面拥有阻隔外部的自然屏障，惟有北部相对开放。再从周边部族的分布而言，由于地理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只有北部广阔草原地区能够集中人力、物力资源，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当代学者在研究全球人类通史后认为：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衡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衡，即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这些东方的游牧部族，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⑧ 这里所说的中国，当然应是历史上的中原王朝。事实上，长期以来也惟有北方的游牧势力能够对中原的农耕政权造成军事威胁，所以御北成为秦朝及之后王朝的边防重点。这也决定了中原政权要想保持统一格局，就不得不依靠武力抗击北方游牧势力，耗费巨大的万里长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
